第十五章 章实斋研究二题（第2页）
观前辈自述生平得力，其自矜者多故为高深。如戴东原，一夕而悟古文之道，明日信笔而书，便出《左》、《国》、《史》、《汉》之上。此犹戴君近古，使人一望知其荒谬，不足患也。使彼真能古文，而措语稍近情理，岂不为所惑欤！
玩其文意，实斋之所言，乃是要说明戴东原并不晓古文之道，大言欺世，荒谬不实。章实斋撰成此文，戴东原谢世已是整整13年，何以实斋要选择此一时机来批评戴氏学术，笔者不学，难得其解，倘幸蒙各位赐教，当感激不尽。
（三）致同族戚属及子侄札
章学诚致同族戚属及子侄书札，除前述8首之外，见于今本《章氏遗书》者尚有8首。据原文题注及胡、姚二位先生《章实斋先生年谱》所考，可以大致判定其撰文时间者，依次为乾隆三十三年之《与家守一书》，三十八年之《与琥脂姪》，五十三年之《与宗族论撰节愍公家传书》，五十四年之《与家正甫论文》、《论文示贻选》，五十六年之《与族孙守一论史表》等6首。而《答大儿贻选问》，成文时间不详，或在《家书》7首前。《又与正甫论文》则成于《与家正甫论文》后，或为乾隆五十五、五十六年间文字。
此八篇文字中，最可注意者为《又与正甫论文》。文中所论，皆同一时学风相关。实斋之所论，大要有二：一是谈学问与功力的关系；二是批评戴东原之学术。关于第一点，章学诚明确主张将学问与功力相区别，切不可以功力取代学问。他就此指出：
学问文章，古人本一事，后乃分为二途。近人则不解文章，但言学问，而所谓学问者，乃是功力，非学问也。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今人误执古人功力以为学问，毋怪学问之纷纷矣。
既然如此，实斋进而抨击一时学风道：“今之误执功力为学问者，但趋风气，本无心得。直谓舍彼区区掇拾，即无所谓学，亦夏虫之见矣。”
一如《家书六》，此书亦以戴震学术为攻驳对象。实斋就此有云：
近日言学问者，戴东原氏实为之最。以其实有见于古人大体，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也。然戴氏之言又有过者。戴氏言曰：“诵《尧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则不卒业；诵《周南》、《召南》，不知古音则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其方。”戴氏深通训诂，长于制数，又得古人之所以然，故因考索而成学问，其言是也。然以此概人，谓必如其所举，始许诵经，则是数端皆出专门绝业，古今寥寥不数人耳，犹复此纠彼讼，未能一定。将遂古今无诵五经之人，岂不诬乎！
依章实斋之所见，戴东原为学固确有所长，但亦有故为高深，大言欺世之失。
为了证成戴震论学的诬枉，章学诚以古先贤哲为例，进而指出：
孟子言井田、封建，但云大略；孟献子之友五人，忘者过半；诸侯之礼，则云未学；爵禄之详，则云不可得闻。使孟子生后世，戴氏必谓未能诵五经矣。马、班之史，韩、柳之文，其与于道，犹马、郑之训诂，贾、孔之疏义也。戴氏则谓，彼皆艺而非道。此犹资舟楫以入都，而谓陆程非京路也。曾子之于圣门，盖笃实致功者也，然其言礼，则重在容貌、颜色、辞气，而笾豆器数，非君子之所贵。
既有如此多的事例以说明戴东原经学方法论的武断，于是章学诚遂以其所擅长的文史之学相颉颃，指出：“由是言之，文章之用，较之区区掇拾之功，岂可同日语哉！”他甚至直斥考据学为“伪学”，宣称：“虽然，矫枉者戒其过甚。文章嗜好，本易入人，今以伪学风偏，置而不议，故不得不讲求耳。”实斋的结论是：“由道德而发为文章，乃可谓之立言，乃可不为戴氏所讥。”[9]
足见，《又与正甫论文》的自始至终，皆以一时考据学风及其代表戴震学术为攻驳矢的。显然，章学诚是决意要与之作不妥协的抗争了。惟其如此，他稍后所写《与族孙守一论史表》，依然有攻驳一时学风的内容。书中有云：“近人之患，好名为甚，风气所趋，竞为考订，学识未充，亦强为之。读书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耻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说之不可恃也。”[10]
（四）结语及余论
自乾隆三十一年写《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始，至五十六年撰《与族孙守一论史表》止，章学诚留下的16首家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同一时考据学风的关系。其间，既有作者一己学术追求的阐发，也有对一时学术界为学病痛的针砭，无论于研究章氏学行、思想，还是探讨乾隆间学术演进，皆是颇有价值的资料。
乾隆二十五年，章学诚初入京城。时值汉学大师惠栋辞世未久，戴震沿波而起，名噪朝野，经学考据方兴未艾。此时的京中学风，迥异于学诚所僻居的湖北应城，与其早年的为学趋向尤显格格不入。青少年时代的章学诚，既不工举子业，又于经术素未究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叫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11]由于为学路数的不合时尚，因而不惟屡困科场，而且在国子监中颇遭冷遇，被“视为怪物，诧为异类”。[12]
乾隆三十一年，章学诚在京中与戴震初识。戴东原的一席高论，使实斋至为震动，一度反省。然而章学诚并没有就此改变为学方向，相反，随着文史素养的与时俱进，他对考据学风的病痛展开了不妥协的批评，决意以自己的史学主张去辟除榛芜，开创新路。
面对风靡朝野的考据学，章学诚以转移风气为己任，他认为：“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又说：“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13]因此为了救正一时风气，在从事《文史通义》撰述之始，他即坚定地表示，即使“逆于时趋”，“乖时人好恶”，也在所不惜。乾隆三十七年，在给当时著名学者钱大昕的信中，他就此写道：“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14]在章学诚看来，当时学风之弊，症结就在于沉溺考据训诂，买椟还珠，不识大义。他说：“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之末，铢黍较量，小有同异，即嚣然纷争，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15]由此出发，他虽然并不抹杀考据学的基本作用，但是只是视之为治学的功力而已，不承认那是学问。对于那些不识大义的考据学家，章学诚则讥之为“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16]，甚至将考据学诋为“竹头木屑之伪学”[17]。
针对汉学考据的积弊，章学诚以一个学术史家的卓识而进行积极修正。他的修正表现为学术主张，便是两条救正之道的提出，一是古文辞，一是史学，而归根结蒂还是史学。章学诚说：“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起步，方能有得。”[18]又说：“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19]
章学诚所精心结撰的《文史通义》，就是贯彻这一学术主张的具体实践。该书自乾隆三十七年始撰，迄于著者嘉庆六年逝世，三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死而后已。而救正风气，开辟新路，则始终不渝，首尾一贯。正如他晚年就此致书友人汪辉祖所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20]
章学诚一经选定以史学为救正风气之道，便义无反顾，矢志以往，倾注全身心于《文史通义》的撰写。从乾隆五十三年致函孙星衍，首次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21]中经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间所写《经解》、《原道》、《史释》、《易教》及《方志立三书议》诸篇的系统阐释而深化；到嘉庆五年撰成《浙东学术》，彰明“史学所以经世”的为学宗旨，[22]他完成了以“六经皆史”为核心的史学思想的建设。[23]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六经皆史”的思想萌芽甚早。据已故钱钟书教授著《谈艺录》考证，其远源可追溯至《庄子》的《天道》、《天运》诸篇，其近源则为王守仁《传习录》、顾炎武《日知录》等明清间人著述。[24]当然，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是否源自老、庄思想，证据不足，尚难定论，但王守仁、顾炎武思想于他的影响，则屡见于《文史通义》，确然无疑。还应当指出，唐代史家刘知几所撰《史通》，也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据章学诚自述，他28岁始读《史通》[25]，且声称：“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26]言下之意，其史学“盖有天授”，非受《史通》启发。然而《史通》于他思想的影响，则随处可见，欲加掩饰而不能。诸如把史籍区分为撰述与记注二家，强调史才、史学、史识与史德的统一，反对文人修史，主张详近略远、据事直书、学以经世等，皆与《史通》一脉相承。关于这一点，傅振伦老先生早年撰《章学诚在史学上的贡献》一文，早经揭示。[27]至于“六经皆史”，作为《史通》总纲的《六家》篇，即把儒家经典《尚书》、《春秋》视为史籍编纂的两家，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并称“六家”。这无疑应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远源。其实，《文史通义》的以《史通》为重要来源，早在其撰述之初，章学诚就曾直认不讳。在致友人严长明的信中，他说：“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28]这封信后来虽未录入《文史通义》，但历史事实毕竟是不能抹杀的。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恐怕还不是尚存争议的尊经、抑经问题，贯穿于其间的一个中心思想，实为复原中国儒学的经世传统，倡导以史学去经世致用。所以他在阐明六经即史的同时，就再三强调六经作为“先王政典”的基本特质。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就此还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29]作为一个史家，章学诚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证古代学术初无经史之别，六经乃后起之称。他指出：“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30]因此，学诚反对“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的倾向，主张把立足点转移到现实社会中来。他说：“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31]这种厚今薄古，学以经世的史学思想，在他晚年所写《浙东学术》篇中，得到了集中阐发。实斋于此有云：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32]
乾嘉之际，倡“六经皆史”而学以经世，实非章学诚的一家之言，乃是一时杰出之士的共识。诸如钱大昕、李保泰、袁枚等人，皆与章学诚不谋而合，唱为同调。嘉庆五年（1800年），钱大昕为赵翼著《廿二史札记》撰序，就不仅反驳了理学家视读史为“玩物丧志”的偏见，否定了宋明以来，“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成说，而且断言：“经与史岂有二学哉！”[33]李保泰则大声疾呼：“自士大夫沉湎于举业，局促于簿书，依违于格令，遇国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兴建，茫然不识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与夫维持补救之方。虽使能辨黄初之伪年，收兰台之坠简，于以称博雅、备故实足矣，乌足以当经世之大业哉！”[34]袁枚虽以诗文名家，史学并非当行，但他同样也认为“古有史而无经”。[35]然而，陶铸群言，彰明史学的经世传统，总其成者则当推章学诚。[36]稍后的学者龚自珍等，正是假其说以治经，遂演为《公羊》改制之论。钱宾四先生早年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此有过重要揭示。钱先生指出：“《公羊》今文之说，其实与六经皆史之意相通流，则实斋论学，影响于当时者不为不深宏矣。”[37]
[1]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家书二》。
[2]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一年、二十九岁”条。
[3]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2《文集》7《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4]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五年、五十三岁”条。
[5]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文史通义》外篇3《家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