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钱税改制 解决财政危机（第1页）
第一节钱税改制：解决财政危机
俄国本身就并非十分富有的国家，战事的频繁很快令俄国陷入了财政危机，而要简单又迅速地解决这一困难，对世界上哪个政府来说都驾轻就熟：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压榨。需要当局动脑筋的只是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和以什么名目。
当时，俄国旧的税收政策已经无法有效解决俄国当时所面对的难题，不能保证给国库按时提供急缺的资金。当时实行的是按户征税制，农民在贵族地主的帮助下，采用几户连成一户，共用一个大门的办法，竭力逃避纳税。税收制度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否则政府将无法实现增收的目标；从另一层面讲，纳税形式和国家预算结构的变化，也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早在17世纪，俄国国家财政方面已显现出某些变化，当时古老的“田赋制”，即土地征税制，已被按农户和商业户征税的按户征税制所代替。直接税增加了，税制被大大简化，五花八门的海关附加税被一种主要的“卢布”关税（即按国内商品流通价格的5%纳税）所代替，射击兵税取代了过去的大部分直接税。应当说，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即将发生的变革的趋势，从好的方面讲，在战争开始后，人们对政府革新税制的行为并不太陌生。
财务行政方面，虽然现金和税款的收入仍分散在众多衙门中，但是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集中化。到17世纪末，最大的几项收入已经集中在少数几个机关里。关税和售酒税由刑部负责经管，射击兵税有一段时间由射击兵衙门负责，驿站税由驿务衙门负责经管。但是，由于当时预算工作的特点是把几项单独的开支同专门为它们设立的几项单独税收挂钩，即所谓国家收入专门化，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俄国衙门林立、机构分散的状态。此外还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在某种程度上取消地方军政长官对几种重要税收的管辖权，并将重要税收转交给选举出来的人管理。这些在17世纪涌现的改革“苗头”，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得以充分展现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改革币制
在17世纪，俄国国家预算中的主要开支项目是军费，其次是宫廷管理开支。当时的行政经费、教育经费和其他拨款都微乎其微。1680年的预算总额共约150万卢布，加上结余，大约有200万卢布。有巨额货币结余作为储备，是那个时期国家预算的一个特点。
到了彼得一世统治时期，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城市的兴建，运河的开凿，舰队和工厂的建设，管理制度的改革，国家预算大幅度增加。早在北方战争初期，国家预算与17世纪末的国家预算相比，就已增长了一倍。
彼得大帝发现自己总是缺钱，这种情况有时甚至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为了筹措资金，沙皇冥思苦想，可谓绞尽脑汁，而对于沙皇究竟采取了哪些办法来应急，甚至衍生出一些诸如前任老沙皇遗留金库的传说。这些传说有不同的版本，是否可靠无法证实。实际上，彼得一世倒是确实采取了另一项更为简单的、通行古今的措施：利用国家铸币特权，开动造币机，让造币机日夜不停地转动，让成色不足的钱币充斥市场。
北方战争初期，政府运用铸币特权使收入猛增。1698年便开启的货币改革正是从降低钱币含银量标准，改变钱币规格开始的。以100戈比计算的1卢布，在银子成色不变（纯度约为84%）的情况下，从前（1682年）1卢布约等价于9。9佐洛特尼克[1]银子，而货币改革后却只约等值于6。7佐洛特尼克银子。于是，这一改革的结果令1卢布的实际购买力还不到索菲娅长公主统治时期1卢布的34，仅相当于那一时期的70%，而却只相当于15世纪的1／3卢布。1698—1699年，在重新铸币的同时，还发行了新规格银戈比（15银戈比等值于1佐洛特尼克银子），并出现了10戈比规格的银币。1701年起又出现了5戈比银币（相当于10个铜币）、3戈比银币、半卢布银币和25戈比的银币。1704年俄国政府开始增铸卢布。这一币制体系与前一时期不同之处在于钱币具有新面值，包括大面值和小面值。小银币（12戈比）和铜币（14戈比）的冲制完全停止了。根据1700年3月11日诏令，旧银币和旧铜币被相同面值的新铜币所代替，俄国政府就靠新币替代旧币的做法增加了一大笔收入。
当时1普特铜的市场价格为6～8卢布，最初俄国政府是用1普特铜铸造出12卢布80戈比的铜币，不久变为15卢布40戈比铜币；到了1704—1717年，1普特铜被冲制出了20卢布铜币。1699—1711年期间铸造的钱币达1970万卢布，而且大部分是在前6年铸造的，这6年铸造了1380万卢布。于是俄国政府仅在1701—1709年靠制币所获利润就高达440万卢布。到1711年实行降低钱币含银量的造币新工艺后，钱币含银纯度从84%被其降低至70%，因此新造的120卢布仅相当于1711年前铸造的100卢布。1711—1717年新币推行的工作进行得很缓慢，因为人们不愿用旧币兑换新币，他们认为兑换时即使获补差额仍要亏损。政府虽在使用造币特权方面有利可图，但也担心在国内惹出麻烦，所以在作出降低银子成色的决定时，态度越来越谨慎。1718年，政府终于下决心，正式确定了金币和银币的成色。1718年2月14日颁发的诏令规定：“1卢布、半卢布、10戈比用70%纯度的银制造，3戈比和1戈比用38%纯度的铜制造，2卢布用75%纯度的金制造……”从此，银币和金币开始同时在俄国流通，不过范围仍有限。但过去采用38%纯度的小银币，从1718年起已停止铸造，而代之以各种小额铜币。于是，钱币改革的结果是，国家制造了新面值的银币和铜币，钱币的成色、规格都被降低，小银币不复流通，俄国古老的货币制度被终结。这场币制改革后的7年里（1718—1724），俄国政府发行的银币达到了490万卢布。
可以想象，这些举措必然导致俄国钱币的贬值。虽然这些措施在最初确实曾使国库增加了相当多的收入，但政府在收入总额上其实是在不断下降的，有数据显示，国库从1703—1708年一直入不敷出。1701—1709年的各年收支情况见下表（以百万卢布为单位）。
1701—1709年国库收支情况（以百万卢布为单位）
应当指出，在上述各年预算中军费开支占到很大比重，1702年和1703年分别占76。5%和76。9%，在1705年竟达95。9%，在最后几年也占到80%～83%。由于之前有年复一年积累起来的大量结余储备，才令俄国摆脱了财政预算的困境。例如，1703年年初，结余曾达390万卢布，然而这些储备在不断减少，到1709年结余已降至96万卢布，1710年的预算表明，预计当年收入为333万卢布，而支出却是383万卢布。这一赤字用征收非常税的紧急措施才得以弥补。
据统计，在彼得一世时期，铸造银币总数为3840万卢布（纯度改为70%），制造铜币总数为430万卢布。特别是在战争初期，货币的发行量最大。币制改革令俄国获得了财力支持，为打赢北方战争创造了必要条件。而货币贬值也给国民经济遗留下严重后果，物价急剧上涨。按照购买力计算，17世纪俄国1卢布大约相当于19世纪末的17卢布，而在彼得一世时期1卢布便已贬至相当于9卢布，这极大地影响了民众的生活。
二、增加税种
为了开辟财源，政府当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行当——敛税。早在1699年1月23日，政府就颁发了关于发行阿·亚·库尔巴托夫设计的印花纸的诏令。该诏令指出，这一新办法的主要目的是“补充自己的，即皇帝陛下的金库”。它规定，财产契约及合同、借据、禀帖等都应用印花纸书写：50卢布及50卢布以上的契约用价值10戈比，印有大鹰徽的印花纸，少于50卢布的契约应当用价值为1戈比的印花纸，其他禀帖和契文用半戈比的印花纸。1702年印花税大为提高，“鹰徽”印花纸的价格分别被定为2卢布、1卢布40戈比、4戈比和2戈比。于是仅印花税一项，国库每年就能增收30万卢布。而库尔巴托夫也成为所谓“聚敛官”的鼻祖，这些聚敛官的职责就是寻找并发明新的可征税的项目。虽然印花税并非是库尔巴托夫自己的发明，而是借鉴自国外，但是这种举一反三的事情做起来并不困难。于是，在彼得一世时期，名目众多、令人瞠目结舌的税收便成了其执政时期的一大奇景——胡须税、澡堂税、婚礼税、帽靴税、大车税、冰窟窿税、破冰税、饮马税、养蜂税、烟囱税、割草税、渔业税、渡口税、河运船舶税、俄罗斯服装税、马车夫套轭税等。为了征收这些赋税，俄国又设立了专门的管理处，如澡堂管理处、渔业管理处、磨坊管理处、客店管理处、蜂蜜管理处、马匹管理处、毛皮实物税管理处等。国家直接管理渔业，就对从事渔业者征收高额的代役租；对店铺、营业性澡堂要提高收税，家庭澡堂的税也不能免：大贵族和客商缴3卢布，一般贵族和商人缴1卢布，农民的澡堂征收15戈比。信仰其他教派要纳税，想要蓄留古俄罗斯式的大胡子，也要纳税：贵族要缴60卢布，一等商人缴纳100卢布，一般商贩缴60卢布，其他市民缴纳30卢布，农民也要付2个铜币（即1戈比）的税款。一切合法交易都必须有官方的印戳，这自然也成为国家收入的另一个来源。这些赋税五花八门，而且摊派往往并不合理，完全就是为了敛财，比如大车店户和租房户都要缴纳养蜂税、澡堂税和磨坊税。就连发明增加政府收入的各种方法在彼得一世时期也居然成了一个正经的职业，即“聚敛官”。
胡须税缴纳凭据
“聚敛官”们还被派到巴什基尔征收毛皮实物税等72种新赋税。据巴什基尔人后嗣提出的指控，说新税中居然还包含眼睛税：黑眼睛的每人缴6戈比，灰眼睛的每人缴4戈比。但是政府并不接受这样的指控，称之为谎言。以上苛捐杂税被人们称为办公厅税，因为它们由亚·丹·缅希科夫领导的伊若尔办公厅管理。即使在彼得一世统治末期，仍有40种办公厅税被列入1724年预算。当时的俄国著名经济学家伊·吉·波索什科夫也曾提到这些“聚敛官”们的活动，并指出了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的乱象：“当今有众多臆造家想增加税收，竟然臆造出土地税、人头税、车轭税、船舶（系船桩）税、栽种税、过桥税、养蜂税、澡堂税、毛皮税……以及征收赶大车的人的什一税，并称此征税为零星小税。”有数据表明，同1680年相比，政府收入在1702年已经翻了一番，到1724年已经增加了4。5倍。但波索什科夫认为：“此零星的税款并不能增补国库，却只能在百姓中引发惊恐和骚乱。”
此外，国家还提高了国内贸易税，办法是设立新中间税，对商人同县里农民的交易及以转售为目的的买卖每笔收税5戈比。政府还实行了售酒税，即每卖1维德罗[2]或半维德罗收税1戈比，每卖14或18维德罗收税半戈比。新中间税和售酒税的收入在1706年为14。34万卢布，但是后来这项收入降至2。8万卢布。
从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农户和工商户的纳税登记册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政府的间接税、直接税都有所增长。在这些税目当中，第一类是新增加的税种：龙骑兵税、船舶税、新兵税、大车税。第二类是数量被大大缩减的旧税种：射击兵税、驿站税、赎俘税。第三类则是按需要征收的“追加”税或附加税，如为圣彼得堡提供粮食和为官差大车提供饲料的实物税，被派往圣彼得堡的工匠和工人的薪饷税，还有马鞍税、皮带税，以及为弥补预算赤字的一次性征税等。
有数据显示，171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县工商户平均缴纳上述税收8卢布55戈比，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每户缴5卢布98戈比，耕种教会土地的农民每户缴7卢布15戈比。但是这些数字要比实际负担的税收数额小得多，事实上每户平均的纳税额要达到10～16卢布。由于赋税沉重，政府越来越难以收缴到足额税款，人民已经不堪重负，政府也不得不对自己的过分要求有所节制。到彼得一世统治后期，一些捐税开始被取消。
三、扩大专营
彼得一世在战争期间极力扩大国家对一系列商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专营权。在激烈争夺波罗的海沿岸时期，许多商品被禁止自由销售，转归国家专营以增加政府收入。1705年1月开始，盐收归国营，此后国家以双倍价格出售：牌价24戈比，国库至少得到12戈比；而盐卖得更贵一些的地方，同样也是售价的一半归国库。盐的国家专卖总收入可达30万～66万卢布，其中纯利润约为22万卢布。当时的人指出，盐价昂贵导致其需求量锐减，加之企业主经营盐场无利可图而使盐场被荒废，造成市场上盐的紧缺。波索什科夫对此写道：“当前农村对盐的需要很迫切，因为许多人吃饭都没有盐，显然，他们濒临死亡。在许多地方由于运输拖延，买1普特盐竟要1卢布以上，且不常有货。由于缺盐，百姓无辜死去。”
俄国人自古嗜酒，酒馆税是政府极大的一项收入来源。卖酒制度曾不止一次变更：1705年卖酒税改为包税制，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如此，个别地区在酒商的协助下由国家出售酒类，这被称为“信任”收入税；1716年又增设私人酿酒蒸锅税，每维德罗征税半卢布。波索什科夫指出，贵族缴税后一年酿酒100～400维德罗，每一蒸锅却只缴1卢布的税，因此他认为这种税对国家而言无利可图。而这一举措，却令酿酒成为贵族的一种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