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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0年
光绪二十三年之前的30年，是同治六年（1867年）。这一年9月2日至9月7日，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召开。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这一巨著的问世，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诞生，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最为全面的科学论证。
如果从同治朝13年的历史背景去看，各种各样的异数开始露头、萌芽甚至欣欣向荣：同治四年（1865年）5月18日，山东菏泽捻军在高楼寨之战中，歼灭清朝精锐7000兵，第2天，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阵亡，京师震惊。同治五年（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同治七年（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维新开始；10月23日，日本天皇改元明治。同治十二年（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同治十三年（1874年）10月25日，黄兴出生。这些人作为大清帝国的埋葬者，在同治朝不经意间埋下伏笔，似乎昭示帝国之路不远矣。
一些聪慧的人也看出帝国之路不远矣。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六月二十，也就是公元1867年7月21日，一个叫赵烈文的幕僚对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说了这样一番话：“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赵烈文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走向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并且国风未坏，所以才没有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今后的大祸是朝廷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赵烈文判断，这种灾祸大概不出50年的时间就会发生。果然，在他预言后的第44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清王朝谢幕人间了，帝国也在此时进入“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不过身处同治朝，随后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只是当时已惘然”。他在同治七年（1868年）下半年的一天奉旨进京，几天时间4次面见慈禧太后，虽然一方面哀叹大清的未来“甚可忧耳”，另一方面则开始了中兴帝国的努力。而此时的同治帝依然还是个孩子，在母亲慈禧太后的阴影下一边过着他并不快乐的童年，一边好奇地观察帝国涛飞云走、气象万千，浑不知大危险已经近在咫尺……
一
在王朝兴衰的周期律中，总有一些拐点时刻提醒世人下一个轮回即将来临。关于这一点，费正清如是说：“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困难。这时就会呈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更，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堕落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力降落，而党争亦越发剧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食粮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馑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疆防守亦开始瓦解。各地军政大员纷纭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事实上同治王朝已然走到新一轮朝代循环的节点。天子的权力被悬置了，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然还有前所未有的外患。所有这一切的联合作用完全可以将两个女人同治的帝国予以摧毁——在这个过程中，同治帝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他还是个孩子，一个无所作为的帝国灾难旁观者和受害者，仅此而已。
但帝国却意外地没有沉沦，相反，它走向了中兴。因为出现了以下这些名字：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彭玉麟，张之洞，他们在这个王朝不约而同地涌现并且集体发力，终于挽狂澜于既倒。
文祥，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进士，同治十三年（1874年）升任“武英殿大学士”。他做过的官职：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工部侍郎、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直至武英殿大学士。毫无疑问，这是个在宦海很有成就的人，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与恭亲王奕訢联名上疏条陈六事：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这是同治朝改革的总纲领。文祥和奕訢则是幕后最重要的推手，从这一举措或者说时刻出发，直到1894年甲午战前，危如累卵的帝国赢得了差不多30年的发展窗口期，这使它在最后时刻走向软着陆，帝国有惊无险了。
我们来看这份特殊时期的改革总纲领，看看两个历史推手手中的宏伟蓝图是如何变成现实的。练兵：在北京创建神机营，在上海收编戈登的常胜军，并入淮军之中。这些新式军队配以洋枪、洋炮，以和国际接轨。简器：在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在北方创设天津机器局，以达到“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李鸿章语）的目的。造船：主要是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建了一个“轮船制造局”，该局前后造船40艘左右。筹饷：曾国藩办湘军要钱，左宗棠西征要钱，李鸿章把淮军带到上海去打仗也要钱，这些钱最后都解决了。用人：主要是用“懂得洋务的人”。一方面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另一方面也在国内造就洋务人才。同治元年（1862年），恭亲王和文祥在北京设立“同文馆”，5年后增加了一个“天文算学馆”。学习的科目包括外国文、汉文、历史、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天文、化学、测量、万国公法、金石（矿冶）、富国策（经济学）、译书（翻译实习）等。与此同时李鸿章在江南制造局附设译书局，左宗棠在福州马尾的轮船制造局附设船政学堂，其目的都是为了造就洋务人才。
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这五项改革措施只是经济改革的尝试之举，但在当时，收效却很明显，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都在同治朝富国强兵的背景下被平息了，起码暂时平息了，而欧美各国也似乎乐见一个古老的国度与他们接轨，乐见一个古老文明的惆怅与嬗变。1872年，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甚至不无妒忌地在一封信中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级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只是这样的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就像文祥临死前所担忧的那样——改革总纲领能走多远，关键看人心。这个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忧心忡忡地上了一份遗奏，表达了对人心的担忧：“如今日议之行之，而异日不能同心坚持，则不如不办……所谓必须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即此意也。”
世上事唯“持久”最难。事后证明，文祥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大学士倭仁就站出来坚决反对办洋务。这位同治年间的顽固派首领反对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反对选用科甲官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后又长期反对清政府兴办洋务，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说，如果一定要造就天文、算学方面的人才，切不可请洋人来当什么教授，“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当然倭仁所谓的“中国能精其法者”只是个概念或者说馅饼而已，当慈禧太后令他“保荐几个来”时，倭仁给出的回答是：“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
种种因素导致同治朝的改革不可能走多远。这一方面是顽固派的坚强存在，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改先行、政改不动”模式的先天缺陷。撕开包装，我们看到，同治朝的改革分明是向后看的改革，是精英们做出的向康乾盛世致意的最后努力。朝廷内外，几乎集体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情感。儒教重回大地，慈禧太后或者说同治朝的执政合法性得到了默认甚至鼓励……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改革。这是相对于皇权专制体制的西方宪政体制改革。在那位忧伤的年轻人——日本天皇明治的身边，聚集了这样一批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西乡隆盛，当然还有思想家福泽谕吉。这是一批日本的改革精英，一如中国的改革精英一样，他们也选择了在历史的断层时刻集体做一次前所未有的努力。只是他们的改革路径与中国人截然相反。向前看，政改先行。当李鸿章着迷于军事层面的变革，缔造北洋海军时，伊藤博文却设计了日本的新宪法，新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重视人权的法律，这样一部法律的出现最终将日本推进到现代国家的行列。所以当同治中兴后，清政府自得于拥有世界第8大海军力量，而日本只是第13位时，日本却出人意料地在1895年击败中国，并在1905年击败俄国，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第一个打败欧洲国家的亚洲国家。
同治中兴的胜利成果最终不堪一击。一个王朝的突围被历史证明未能走出多远，看上去更像一次自我安慰和回光返照，虽然红光满面，却是虚假**。所以，那些同治精英们的努力到底昙花一现，落花流水春去也。只是可怜了同治皇帝，又一次担了误国的罪名，尽管他的身份只是看客而已……
二
帝国衰败的表征，有很多关键词可以提示。这其中，最准确的词汇应该是“礼崩乐坏”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翰林院编修吴大澂向亲政不久的同治帝上了这样一道奏折：“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而不平；即皇上招携怀远，示以大度，不难从一时之权，而列祖列宗二百余年之旧制，又安可轻易乎？”吴大澂在奏折中甚至直言：“朝廷之礼，乃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
吴大澂奏折的提出事实上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同治帝亲政后，英、法、俄、美、德等国以公使团名义联名照会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觐见清帝、呈递国书的要求。但是以什么礼仪觐见，准确地说是否以跪拜礼觐见清帝，成为这项外事活动能否成功进行的关键。
外国公使团当然是不肯跪。80年前，马戛尔尼坚持以“单腿下跪”而不是“双腿下跪”的礼仪觐见了乾隆皇帝；80年后，公使团们想尝试进一步突破的可能——不跪，站着见清帝。
这是个大胆的设想，但对同治来说，却意味着“礼崩乐坏”时代的开始。礼仪是什么？是秩序，是尊卑贵贱，也是国力的象征。帝国做“天下共主”已经几千年了，万邦来朝从来是行跪拜礼觐见的，即便当年马戛尔尼是以“单腿下跪”觐见的，可那也跪了不是，何况只是个案而已，乾隆盛世需要怀柔嘛。但现如今英、法、俄、美、德等国是以公使团名义联名照会的，透着改变天下秩序的野心和实力，而在礼仪改变的背后，毫无疑问是“天下共主”时代的结束和“礼崩乐坏”时代的开始。这是同治朝难以承受的命运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