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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50年
光绪二十三年的前150年是1747年，系乾隆十二年，农历丁卯年。这一年皇帝3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如果按王朝的起承转合路线图看，乾隆承继了康熙良好的开局，并且顺势打造了康乾盛世的太平国度。
一
其实，两个盛世之君的因缘际会，来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一场对视与致意。
那一年5月1日，也就是康熙皇帝生日前3天，这两个人见面了，在弘历父亲胤禛的刻意安排下。地点是圆明园。这是一个69岁男人与12岁男孩的第一次见面。虽然在血缘关系上他们是祖孙俩，但是康熙的孙子有几十个，他没有时间和心情一一目睹他们长大成人。康熙只和其中最优秀的若干个孙子有过亲密交流。对他来说，儿子辈已经够让他烦心的了，孙子辈的事情自有儿子辈去解决、协调。他要的只是一点亲情。如是而已。
只是很快，康熙就明白，自己这一次得到的，不仅是亲情。圆明园见面后不久，康熙下令将弘历养在宫中，并把避暑山庄自己居住的“万壑松风”赐给他住。如果说康熙的这个举动还逃不脱祖孙亲情的范畴的话，那接下来发生的一个非常事件则可以暴露出康熙对弘历政治上的期待。弘历随祖父康熙去木兰围场猎熊，后者有意安排他“初围得获熊之名”（《圆明园纪恩堂记》），当被打倒的熊突然站起来威胁弘历时，康熙又冒着危险亲自用火枪击毙了它。康熙事后对他人说，弘历的命很贵重，福分将会超过我的。
事实上类似的话说了不止一次。在到热河胤禛的狮子园进宴时，康熙就连称弘历的生母为“有福之人”。这话究竟是暗示胤禛为皇位继承人还是暗示在更远的将来，弘历可以成为大清朝的新皇帝，不好理解，但是毫无疑问，康熙对弘历在政治上有所期待是不言而喻的。
这似乎是一个人的直觉，但是直觉惊人地预见了事实。若干年后，弘历长大成人，成为乾隆皇帝，他的处世态度、执政理念包括治国业绩，都与康熙惊人地相似：执中而治，反对苛政，追求做一个完美的君主；在世俗的层面上展开一场精神炼狱，宽以待人，追求做一个完美的人；执政时间长达六十年以上，继往开来，开创盛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乾隆是康熙的山寨版，甚至是山寨升级版。在乾隆治下，帝国面积无与伦比的大，版图超过汉朝和唐朝，仅次于13世纪的蒙古帝国。帝国周边有几十个国家承认大清国对他们有宗主权。这是乾隆朝比康熙朝强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强悍之处是在经济上。康熙朝留给雍正朝的库存现银只有800万两，而乾隆朝留给嘉庆朝的则有7000万两，是前者的近10倍，同时还有近3亿子民，远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2500多万人口。虽然乾隆朝的人口暴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帝国版图扩大所导致的，两者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比较意义，但毫无疑问，乾隆时期的大清国是一个大国。它向世界输出价值观（朝鲜、日本等国一直效法中国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判断），却拒绝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它平起平坐的任何可能。一般来说，能否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以及是否拥有数目庞大的附庸国，这是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的两大标志性符号，也是乾隆开创盛世的明证。
那么，乾隆开创盛世的明证，具体有哪些呢？
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乾隆集全国之力完成的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参与者前后数千人，时间长达10余年，这些文化界的精英们对各地图书典籍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地清理，选择重要的刻本、抄本，缮录采入《四库全书》。对汉文明来说，这实在是继明《永乐大典》后功莫大焉的事情。事实上《四库全书》就是明《永乐大典》的精简版，只是这样的一件事情由一个皇帝牵头来做，又做得这样认真、费心费力，无论其动机还是最终达成的效果抑或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称道。
当然可以说是盛世之举。所谓盛世修书，乾隆也需要这样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来对其盛世的确凿性加以证明，其实面子工程不面子工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乾隆做了，留下了这么一份文化遗产。
诗人。准确地说应该是汉诗人。乾隆和康熙一样，勤奋好学，是多个领域的学者。也许方家还谈不上，比如说不能称他为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和学者，但是“诗人”二字，乾隆还是可以担得起的。乾隆一生喜爱作诗。据统计他写的诗总计有4万多首。毫无疑问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全唐诗》所收的有唐一代2800多位诗人的作品，才49000多首，乾隆可谓以一人敌数千人，或者说他撑起了一个时代，起码在诗作数量上。也许我们可以质疑他写的4万多首诗的质量，甚至可以怀疑他是否请了枪手为其代劳，但我们不可以质疑的是他的诚心、热心，对汉文明的诚心、热心。毕竟一个人诗写得有多好是不可求的，但是能写多少却是可以追求的。乾隆说他“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诗”，又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一个皇帝，对写诗如此孜孜以求，汉文明的魅力真是无坚不摧了。
除此之外，乾隆还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爱好者。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一个每天临摹，自称最爱黄庭坚的书法爱好者，虽然他写的字与黄庭坚的字实在是谈不上形似，更别说神似了。从现在存世的乾隆书迹看，他的字虽然点画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但是缺少变化和韵味，并无明显的成就，有评者称其“虽有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但是乾隆对书法的热爱就像他对诗作的热爱一样，确实是疯狂的。因为喜爱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乾隆在差不多50年的时间里，在这幅只有20多字的残简上写满了自己的题跋，总计达73处之多，完全淹没了王羲之的真迹，但是乾隆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有与名家融为一体的意思。
乾隆也许还是个三流的画家。虽然他的画跟字相比，水平又下了一个层次。不过乾隆的热爱依旧是真实的。他酷爱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是鉴识水平太低，乾隆一直赏玩不已的《富春山居图》事实上是一幅假画，到后来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真迹出现时，乾隆却依旧认假为真，每天捧着假画赏玩不已。在这幅假画上，乾隆先后题跋55处。那份热爱，依然虔诚。
可以这样说，乾隆对汉文明的热爱是全方位的，也是不伪饰的。这是一种文明对一个王者的征服。这样的征服出现在盛世，有其象征意义，也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在起作用。乾隆终究逃不过这样的历史逻辑。他似乎也不想逃，而是沉醉其间，沉醉在先进文明的巨大覆盖里，不能自拔。
二
盛世修书，盛世也南巡。两者一静一动，构成了乾隆盛世的两大指征。
应该说，乾隆南巡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或者说政治考虑。关键词也许是这么几个。
稳定。明末清初，江浙一带的反清斗争是相当激烈的，至乾隆时，虽然表面上的斗争已经终止，但依旧有秘密组织或者说反清思想在活动，在传播。这既是乾隆大兴文字狱，实行诛心之治的主要原因和借口，也是他坚持六度南巡的目的所在。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乾隆6次南巡的时间表：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这6次南巡前后间隔时间33年，覆盖了乾隆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也覆盖了这个王朝最鼎盛的时期。因为差不多在乾隆中叶之后，帝国就**不再了。乾隆的南巡见证了帝国盛极而衰的历程，事实上也是盛极而衰的重要推手。
财政。江南地区富甲天下，是清政府的粮仓、聚宝盆。帝国的财政差不多有一半出自此地。江南稳则全国稳。乾隆6巡江南，除了政治自觉外还有财政自觉的考虑。这是乾隆朝财政安全的建构过程，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在这里乾隆把南巡和他的“西师”武功相提并论，很显然是因为其南巡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
水患。乾隆朝水患频仍，地方官员却借水患之机中饱私囊，政风日趋败坏。乾隆南巡时5次阅视黄淮治理工程，4次亲勘浙江海塘，并指示清理杭州西湖，还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惩治腐败，从而树立了盛世之君的良好形象。这样的形象实在是建构帝国新形象的需要。因为在封建专制结构的大清统治体系中，民众其实普遍有着盛世明君的集体无意识，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是宣泄社会不公的一个假想出口或者说是减压路径。乾隆适时而来，走出大内，来到民间，高密度地推广自身亲民形象，象征性地减少社会不公的存在，这是他消解帝国政情民情信息不对称的一种努力。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这样的努力都是值得称道的。
民心。乾隆推行诛心之治，也推行养心之治。这是一个帝王的左右手，乾隆知道如何左手握右手。在对文字和文人进行围歼之后，乾隆也会满怀对文明的敬意到曲阜祭孔，到文庙行礼，到书院临视。当然，民心不仅仅是文心。帝国这么大，事情这么多，乾隆都要一一过问、解决。这是皇帝负责制的国度，但是皇帝和民众同时遭遇了信息不对称。真正知道信息的是庞大无比的官僚阶层，可这些人往往不能做到信息的上传下达。道理很简单，在信息不对称的时代，信息本身就是财富，掌握完全信息的官员们不可能贱卖信息，更不可能无偿赠送信息，所以乾隆必须走出来，了解民心，安抚民心，颁布体恤民情的法令。这些工作，他只有在路上才能完成。
乾隆除了南巡，还喜欢盖园子，所谓皇家园林。皇家园林出现在乾隆盛世毫无疑问是意味深长的。和南巡一样，园林其实也为乾隆起着证明的作用。这样的证明似乎更加触目惊心，更加可以传之后世。南巡和园林一动一静，动态的虽然当时轰轰烈烈，可最终走成了传说，走成了虚无缥缈；园林虽然是静态的，却是静得天长地久，静得栩栩如生，触之可及，触之可亲，触之肃然起敬。这是乾隆的一个理性选择。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以下的这些皇家宫殿园林：皇宫的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清漪园（颐和园）、圆明园三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这些华丽的建筑除了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焚毁外，其他的都将证明一个人及其王朝的自信、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