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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蔑称

“你是知青？”

在炕上坐定之后，窑头把装烟叶子的簸箩推到我跟前，簸箩沿上搭着一叠裁好了的卷烟纸，不是窑娃子们常用的旧报纸，而是薄薄的白纸，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搞到的。我卷烟，他开始问话。那个女人，就是被窑娃子们称之为窑婆子的女人，默默地忙碌着做饭，头也不抬。

“嗯，跟队长闹翻了，跑出来混。”

窑头眯缝着眼睛，嘴里叼着一根喇叭烟，手上还在卷着另一根喇叭烟，喷出来的烟雾在他的面前朦朦胧胧，看上去像极了正在策划搞破坏的特务，或者正在策划抢银行的匪徒。

“今天下窑觉得咋样？”

“还成。”

“你咋跟那三个贼搅和到一起的？”

我愣了，我明白的是，他说的“那三个贼”就是指大偏、老梆子和小老汉，我不明白的是，“那三个贼”的“贼”，是确指还是代称，如果是确指，那么这三个家伙本身就是贼，其中一个甚或他们三个联手偷我一百块钱只不过是干他们的本行而已。如果是代称，“贼”在这里就没有实际的意义，相当于“那三个家伙”、“那三个东西”、“那三个狗日的”之类的蔑称。

“我们是在路上遇上的，他们真的是贼吗？”我回答的含糊其词，回问的却非常明确。

窑头嘿嘿一笑：“看样子你真的不了解那三个贼的路数，沿着铁路从洛阳偷到兰州，被公安撵得没处藏了，才跑到这里来挖煤避风头来了。”

我大吃一惊，脱口而出：“我的钱果然是他们给偷了。”

窑头来了兴致，往前凑了凑：“真的？多少？”

我说：“一百来块。”

窑头的表情迷惑不解：“不应该啊，狗日的不守贼道，哪有偷自己身边同事的，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我却想的是，我绝对不能跟这三个贼住在一个土窑里，在我的观念里，人分好人坏人，贼就是坏人里的一个品种，过去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贼，尽管大偏、老梆子和小老汉三个人看上去绝对不是我想象中的贼，可是他们又确是贼，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人没尾巴难认，跟这样的坏人住在一起，在我那时候的观念里简直是匪夷所思、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以我现在的身份，我到底应该算好人还是坏人。

“窑头，帮个忙，给我重新安排个窑。”

窑头摇摇头：“看样子你跟他们真的不是一个路数，你要一个人住还是要跟别人住？”

我说：“都行，就是不能跟那三个贼住。”

窑头噗嗤一声笑了：“那三个贼就是最好的了，其他人也没有啥好东西，好东西能跑到这里来混饭吃？除了贼娃子，还有杀过人、劫过道的匪货呢。这三个起码知道底细，你一个人住也不成，背上一天煤，回到窑里冷冰冰一个人，谁给你做饭吃呢？自己动手再做饭？早上醒不来，谁叫你呢？晚上遇上个啥事情，比方说开了工钱，哪个窑里的匪货动了你的念头，把你杀了都没人知道。我说啊，你还是跟他们住着，贼么，有啥呢？这个世上谁不是贼？”

窑头告诉我的这些事情让我从脊梁骨朝后脑勺冒冷气，窑头又说了一句：“人但凡有个活路，谁跑到这死山沟沟里下这个苦，受这个罪呢？我估摸着你也是遇到啥天大的事情过不去了，才跑到这里来的。”

冷汗终于从我的后脊梁上冒了出来，想不到，这个看上去牛哄哄端着架子的土鳖，心思居然如此细密、精到，联想到我自己，我恍然梦醒：如果现在揭开我的面目，我不就是一个逃亡的杀人犯么？那么，我是坏人吗？我自己觉得我不但不是坏人，还是好人，可是我却是一个民兵、公安满世界捕捉的杀人犯。意识到这个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问题，我精神恍惚，神不守舍，真的开始犯糊涂了。

这个时候，那个据说被窑头捡回来的窑婆子把两小碟辣白菜和腌沙葱摆到了小炕桌上，又不声不响的盛了两碗面片摆到桌上，其中一碗摆到了我的面前：“吃饭吧。”

她说的这三个字让我惊呆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绝对不夹杂一丝当地口音，由此我确认：这个女人绝对不是本地农民。当地农民也有学着说普通话的，再学，沉重的后堂音也摆脱不掉。我实在难以想象，这个沦落到窑头魔掌里，经常被窑头折腾得嗷嗷叫唤的女乞丐居然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她又是什么路数呢？

窑头误会了我，用筷头敲了敲碗边：“吃吧，没见过婆娘。”

我连忙从那个被叫做窑婆子的女人身上收回了目光，窑婆子也端了一碗饭，坐在地上的小板凳上埋头开吃。

窑头吸里呼噜三下五除二就吃光了，把碗递给窑婆子，窑婆子连忙又去给他盛饭，趁着嘴闲，窑头问我：“你联络的知青多不多？”

我顺口胡吹：“多啊，全县五个公社几十个大队都有我的同学朋友。”

窑头马上来了精神，眼睛烁烁地好像瘾君子看到了毒品：“真的？能不能联络一些知青下窑来？你只要能拉过来一个，我就给你开一个月的工钱，两个就两个月的工钱。”

我作出为难的样子，委婉地推辞：“怕不行吧？都有带队干部管着，回家都要请假，谁敢跑出来，今后还想不想回城了？”

窑头说：“回城干啥？回城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在这不是一样挣，挣得比城里上班当工人还多呢。我这孔窑煤脉好得很，就是人手太少了，人手要是再多一些，就能开两班、三班，那样就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