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欲望（第3页）
“**你们那里批斗老师厉害不？”
我告诉她，我们那里批斗老师不厉害，尤其是我更不厉害，因为，从我上学第一天开始，我爸我妈就告诉我，老师就是父母，对老师不尊敬就是不孝敬父母，况且，从小到大，我遇到的老师对我都非常好，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上三年级的时候，我爸我妈因公到外地一年多，就把我寄放在班主任家里，班主任是个女的，对我比对她自己的孩子还好。所以，我不但不可能去批斗老师，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自称为“红色堡垒”的组织保护我们的老师，有哪个学生批斗老师太卖劲了，我们就套上从工厂仓库偷出来的防毒面具，把那个学生诱骗出来臭揍一通，有点像地下工作者处置叛徒特务，这种做法很有威慑力，即便个别老师确实太坏了受到批判，也没有学生敢公然对他们进行肉体摧残。
我说这些的时候，窑婆子好像走神了一样，视而不见的透过我看着虚空，眼睛窝了一汪浑浊的泪水。我以为她没心思听我的诉说，住了嘴，她却抹去了眼中的泪水，深深叹息一声：“你们的老师有了你们这样的学生真是天大的福气啊。”
我问她：“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我是问你讨饭以前，你总不会生下来就一直讨饭吧？”
她摇摇头，似乎要竭力摆脱脑子里的什么东西：“算了，不说了，你吃好了没有？吃好了我就收拾了。”
冬日天短，吃过饭，天已经放黑，我盘腿坐在炕上，吸着窑头的旱烟，喝着女人烧好的伏茶，花姑娘也吃得心满意足，爬到炕上下巴搁在前腿上发呆。女人洗涮完锅碗，点亮油灯，然后关上窑门，我注意到她把窑门插上了。我怦然心动，心里别别乱跳，夹着喇叭烟的手指都开始发抖。她的这个动作让我猜测，她告诉我窑头回村不在的话，大概不是随意的说明，而的确是一种暗示。
女人开始脱衣服，动作从容，表情坦然，而我却已经面红耳热，目瞪口呆了。她脱去了臃肿的棉袄，脱去了男人穿的那种大背心和大裤衩，直挺挺地站在炕头向我**了她的肉体。那是一具完美的身体，雪白耀眼的身体和她棕黑色的脸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圆润的肩膀和丰腴的双臂有如用白玉雕刻而成，胸前的隆起微微下垂，顶部那一颗娇嫩的肉红活像晶莹剔透的樱桃，微微隆起的腹部和高高翘起的后臀流畅成优美起伏的山岚……
我当时的反应让我事后也感到惊奇，面对她的**，我没有正常情况下应该发生的那种冲动和亢奋，我那个时候才十八九岁，正是欲火如焚的岁数。我想，我当时一定是被震慑住了，也许她表情的冷静和庄严消除了我的邪念。
“看吧，这就是女人，女人就是这个样子。”
她旋转着身躯，向我展示着自己的一切，然后又坦然自若、甚至有几分骄傲的重新穿好了衣服，用臃肿的大棉袄遮蔽了她美妙无比的肉体。
她坐回到炕上，跟我相隔了一张炕桌：“你是好孩子，应该自重，而且你能够自制，更要懂得珍惜自己，女人不过就是如此，不要为一时的好奇心毁了自己的一生。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你是杀人犯，这从你的眼睛就能看得出来。现在，我更相信你了，你绝对不是杀人犯，更不可能一下杀六个人，我说得对不对？”
我觉得她说话的口气像极了我过去的老师：“你说话真像老师，对了，窑头给我造这个谣干吗？”
她嫣然一笑：“那是窑头的毛病，到这里的每个窑娃子他都要给人家编上一套大话，你别在意。你问过几次我的过去，你真的想知道？你有耐心听吗？”
我连连点头：“我也不相信你一直就是讨饭的乞丐，现在，我更想知道你的过去了。”
于是，她就开始自言自语般的述说她的过去和现在：“你没说错，我就是老师，北京钢铁学院的讲师，今年三十五岁……”
我惊愕了，我实在从她的脸上看不出三十五岁应该有的风韵，尽管她的身体还十分年轻，她的脸却已经有五六十岁了，三十五岁这个年龄和五六十岁的相貌强烈反差让我确信，她经历了太多的磨难。
“我结婚很晚，三十岁才结婚，我爱人（那个年头，人们都习惯这样称呼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比我大两岁，我教高等数学，他教冶炼，就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年，**开始了，我们夫妻两个同时成了学生批斗的对象。北京钢院的学生，一夜之间就从可爱的学生变成了恐怖的野兽，女教师更惨，那些可恶的畜牲，居然在公开的批斗大会上，用木棍子捅女教师的下体，还用皮带抽打女教师的胸部。我爱人忍受不了肉体和精神的残酷侮辱，更不忍看到我们这些文弱的女教师当众遭受下流无比的侮辱，当造反派要把我们所有女教师剃成秃头然后在三九严寒中**长跑的时候，我爱人当场从三米多高的台子上跳了下去，当时并没有摔死，他在地上痛苦地扭动、挣扎着，就像一只被猛兽咬伤的羊。我想，当时如果能够及时送到医院抢救，他还不至于死去。可是，那些畜牲一样的造反派学生，居然把他从台下扔回到台上，继续对他进行批判斗争，而且现场又增加了两项罪名：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她讲述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没有泪水，干涸的眼睛仿佛两口深邃的枯井，语气平静呆板，仿佛在讲述年代久远切是别人的经历：后来，她从牛棚后墙的一个脑袋粗细的洞里钻出来逃跑了，她跑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找到可以诉说她丈夫冤情的地方。她找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她太天真幼稚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让她述冤，也根本没有人对她的遭遇感兴趣，她却把伸冤平凡的希望寄托到了指挥这场浩劫的大本营。她不但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反而遭到了北钢造反派的通缉追捕，那个年月，一个造反派组织就可以发布通缉令。慌乱之中，她爬上了一列运煤的火车，火车一直向西开行，她总算摆脱了造反派的大追捕。几天几夜之后，在一个荒僻的小站她被和煤一起卸到了货场里。从货场出来以后，茫然四顾，这里是大戈壁滩，这个小站是专门为一个军工基地转运物资的。她孑然一身，身无分文，衣服褴褛不堪，寒冷、饥饿还有非人的遭遇，让她对人生彻底丧失了希望，那会儿，死亡对她来说，成了最好的解脱方式。
“那个时候，我想到了死，好像死才是我唯一的出路。”说这句话的时候，她那平静的语气和池水一样波澜不惊的表情让我从心底里浮起一阵彻透肺腑的寒意，我突然间明白了，当一个人万念俱灰，企图用死来争取解脱的时候，应该就是这种麻木的表情。
她躺到了铁轨上，等待着死亡，死亡却在距她一步之遥的时候拒绝了她。她找死的地方离车站太近，火车刚刚起步速度不快，而且火车司机发现了她，及时刹车，火车在距她不到一米的地方刹住了。愤怒的火车司机跳下机车揪起她狠狠抽了她几个耳光，跳着脚骂她：想死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死，别死了还害别人。
火车开跑了，她一个人被扔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一个人被扔在那个荒僻的戈壁滩上。看着远去的火车，不知道为什么，就在火车尾灯被夜幕遮蔽的那一刻，她幡然醒悟了，这火车的尾灯虽然被黑夜湮灭了，但是它仍然亮着，黑暗永远是暂时的，只要活着就有可能等到天亮看到日出。如果她死了，她和她丈夫就会被永远冠上“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她和她丈夫即便在九泉之下也永远难以瞑目。从那一刻，她彻底打消了死的念头，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更加艰难的活着。
再后来，她就一路乞讨着朝东走，想重返北京上访。她没钱买车票，一路步行，逐渐就成了一个地道的乞丐。好容易走到了张掖，却在张掖的大街上看到了抓捕她的通缉令，这一次的通缉令不是造反派发布的，而是公安部的通缉令。原来，她为丈夫讨回公道在北京到中央文革接待处上访，不但没有为丈夫讨来公道，中央文革反而把她定性为反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全国通缉。她知道，如果她被抓住，不但她丈夫的冤死会成为沉入水底的石头，而且她自己也会成为又一个屈死鬼。她打消了回北京继续上访的打算，躲开城市，尽量不走大路，沿着河西走廊在各个村庄之间盲目的流浪。
这种乞讨流浪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左右，她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她标准的普通话在河西一带农村太显眼了，她被农村的基层治保组织和民兵组织多次扣押审讯，好在谁也难以把这样一个乞丐婆和北京的大学女教师联系起来，于是她多次侥幸逃过了囹圄之灾。然而，人们听到她的口音时眼睛流露出来的猜忌和惊讶让她心惊胆战，她只好尽量找荒僻的地方游**，不知不觉地她就跑进了祁连山脉，躲避人群的同时就意味着缺衣少食，饥饿和寒冷成了她无法摆脱的梦魇，她终于被饥饿击倒了，躺在山道的边上奄奄待毙，这时候遇到了赶着骆驼车往山里运面粉的窑头，从此，她就跟着窑头在煤矿过活到现在。
“我不怕死，但是我不能死，我一定要活到底，活到为我爱人和我自己洗冤昭雪的那一天。”
我想问，会有那一天吗？可是看到她的眼神，我沉默了。我自己能不能“活到底”，活到能够对我的问题公正、合法处理的那一天呢？这跟她的希望一样，那么渺茫、遥远，有如天边的云彩，看得见，却永远也摸不着。
那一天晚上，我跟她几乎一夜未眠，中间隔着一张炕桌，躺在热炕上聊天，我告诉了她我的一切，她告诉我，如果我说的是实话，那么，我充其量算作过失伤人，而且根据驴拐拐的情况，八成他本身就有什么疾病，所以我的责任会更轻一些。但是，在现在这种乱哄哄无法无天的局面下，郭大炮说得对，没人跟我说理讲法，打死了贫下中农就是必死无疑的罪过，所以，我的逃跑是正确的选择：“等待，你现在也需要等待，等到有一天法律能够公正判决你这个案件的时候，你就去自首。”
我还向她讲述了我和花姑娘的故事，我和花姑娘在大黑风中的相遇，花姑娘做过的种种好的或者不太好的事情。我给她讲花姑娘的故事的时候，花姑娘好像知道我们在谈论它，从炕梢匍匐前进到她的跟前，并且堂而皇之的把脑袋枕到了她的腿上。她对花姑娘的灵性、义气、忠诚惊叹不已，啧啧有声，手一直在轻柔的爱抚着花姑娘，后来她把花姑娘搂在怀里，就像母亲搂着自己的女儿。
“你比我有福，虽然也是一个人逃亡，你有花姑娘陪着，帮着，不像我，到处流浪活像一个孤魂野鬼。”
那天凌晨，我睡着之前，听明白并且记住了的就是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