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识（第1页）
第二章相识
跟花姑娘相识，是我遇到大黑风的那个晚上。大黑风其实就是现在的沙尘暴，那个年头沙尘暴这个名词还没有成为流行语，我们和当地的农民都把沙尘暴叫大黑风。那场大黑风刮得我晕头转向，险些命丧荒野，至今想起来，那种灵魂出窍、惊心动魄的感觉仍然历历在目、令人惊悸。就是在那个晚上，我遇到了花姑娘。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下乡了。知识青年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下乡是教育贫下中农。我是作为工宣队成员下乡的，我十六岁当了工人，成了工人阶级，十八岁工厂组织工宣队下乡教育贫下中农，向贫下中农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下农村没人爱去，厂里就拿我充了个数，期限两年，工资、劳保一切待遇不变，中途可以回家探亲一个月。我们工宣队的队部在公社，我是驻队干部，住在五号大队六号生产队。
我们是工宣队，主要工作就是向农民卖嘴皮子，这是队长驴拐拐对我们的评价。虽然是工宣队，在卖嘴皮子的闲暇，我们也要参加一些农民的生产活动，以表示我们深入生产劳动第一线，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曾经参加过运肥撒粪，那是一个令人茶饭不香的劳动过程。首先，要把人的大小便经过发酵后称为肥料的东西用独轮车从茅厕运到地里，再用手抓着一把一把称之为肥料的粪便，像城里人给煎鸡蛋上洒白糖一样，细致均匀的撒到犁开的垄沟里。干完这个活儿，一般情况下，我会两三天食欲不振，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说法广泛传播，可是大粪终究是大粪，五谷终究是五谷，谁也不会因为五谷和大粪之间存在那种辩证关系，就直接吃大粪去。每到撒完大粪，轮到我上谁家吃派饭，那家农民就乐不可支，因为我根本吃不了什么东西，还得照样给他们交一块钱。
刮大黑风的那天上午，天空蓝汪汪的活像捏一把就能挤出水来，几朵半透明、白花花的云朵漂浮在天际让人想起大海上的白帆。那天的温度也是早春季节难得的温馨，远处的田野冬小麦的嫩芽已经染绿了大地，田间地头的杨柳树梢也挂上了鹅黄。头天晚上，我从公社接受了给农民宣讲马列主义的任务，开夜车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宣讲稿看了一遍，第二天一大早就从公社急匆匆地往回赶。公社离六号生产队有十来里路，那天刚好碰上队里种豌豆，我赶到的时候，已经到了田间休息的时间。按照工宣队的安排，我要利用田间休息的时间，给农民们宣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部分。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给农民讲过《共产党宣言》，当听到“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样的句子，农民们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我停下，问他们怎么了，他们的回答让我啼笑皆非，有文化的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胆子咋那么大，敢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幽灵。没文化的告诉我，他们以为我给他们念的是一个姓马的人讲的鬼故事。根据计划，这一阶段的学习任务是宣讲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现在想起来真是荒唐，给农民讲恩格斯，而且是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样连我自己都不太明白的高深理论，真的是太滑稽了。当时正是种豌豆的季节，农民的心思都在多种几穴豌豆，多挣几个工分上面，哪有心思听我告诉他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是怎么来的这种在他们看来简单到用不着思考的问题。
队长驴拐拐是一个看上去六十来岁，实际上才五十来岁的农民，当时他就说：“家庭么，就是娶个媳妇，日下几个娃娃传宗接代，养活几口猪、一窝子鸡过日子，就这么个事情还麻烦革命导师写这么厚一本书啊？”
一个回乡知青更有学问，恩格斯用十多万字论述的复杂问题他一句话就总结概括了：“男人女人生娃娃就是家庭，家庭繁衍的人口多了，就得分家，分出来的家庭多了，就是社会，社会大了就是国家。”
听到恩格斯在书里论述道：“亚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这两个人种的比较好的发展，或许应归功于他们的丰富的肉乳食物，特别是这种食物对于儿童发育的优良影响……专以植物为食的新墨西哥的普韦部落印第安人，他们的脑子比那些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而吃肉类和鱼类较多的印第安人的脑子要小些”，队长驴拐拐居然听懂了意思，却也听得实在不耐，说了一声：“这谁都懂，有好吃的谁不会吃，天天吃好的身体自然就好，脑子也聪明，干活了。”当时他那副表情，如果不是看恩格斯是革命导师，对革命导师出言不逊会被打成反革命，肯定会喷出“废话”两个字。
响应驴拐拐的号召，农民们应声而起，纷纷跑到田里抢种豌豆，不再搭理我，我也只好跟着他们蹲到地里种豌豆。其实，我一个刚刚上班两年的青年工人能懂得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也根本不具备给贫下中农上政治课的水平，我们不过是拿了上面印好统一下发的宣讲稿照本宣科而已。
豌豆种在地垄上，麦子种在垄沟里，这叫套种。种豌豆使用的工具是一种上宽下窄圆锥体的石臼，体积有拳头大小。石臼的上面安着一个木把，人握着木把，用石臼在田垄上夯砸碾压出一个个拳头大的穴，然后捏一小撮粪肥，就像外国人喝咖啡加糖一样，把粪肥洒进穴中，然后把两三株豌豆苗插进穴里，然后再用土掩埋起来。农民们顺着田垄排成横排，手快的一个人管三四条田垄，手慢的一个人也能管一两条田垄。我属于手慢的，只管一条田垄。管的田垄越多，工分越高，我反正用不着他们记工分，管几道田垄也没人过问。
紧挨着我的是芦花嫂，一个长得很甜美的村妇，并不是因为她长得甜美，我才有意跟她挨在一起种豌豆，而是因为今天中午轮到我去她家吃派饭，事先跟将给你做饭吃的人联络联络感情总没有坏处。芦花嫂属于军用物资，根据国家法律谁动了谁就犯法，所以尽管我那个年龄正是春潮泛滥的时候，却对芦花嫂一点也不敢有邪念。跟她挨着，除了想取得好感中午吃好一点之外，还有的仅仅是人类对美好事物本能的亲近感而已。况且，这两天刚好她丈夫，一个远在厦门海防前线的部队指导员回来探亲，芦花嫂被滋润得喜气洋洋、满面桃花、眼若春水，也不会把我这个半大小子工宣队员看在眼里放在话下。
那种蹲在地上的活男人最不适合，干了一会儿腰酸腿疼，就想偷懒，我站起来，伸胳膊蹬腿的活动了一番，然后坐了下来，掏出一盒百花烟，准备享受劳作后的舒服。眼尖的农民见了纷纷放下手里的石臼子凑过来，我也就给身边的农民每人发了一支烟。我是拿工资的工人，他们是挣工分的农民，依群体划分，我们之间代表了城乡差别，依个体划分，我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跟现如今的百万富翁和打工仔差不多，按照公平法则，这种情况下，大家理所当然要抽我的血。我那个时候才十八岁，单身汉的日子还长得很，根本用不着为居家过日子担忧，所以也根本不会计较谁多抽了我一根烟。
四癞子论辈分勉强算得上芦花嫂的小叔子，给芦花嫂献殷勤：“嫂子，孟同志的烟好得很，比黄烟香，抽一支解解乏。”
这里的农民都把我叫孟同志，因为我姓孟，是工宣队的工作人员。
芦花嫂乜斜了他一眼：“滚远点，你哥这几天回来了，抽了那东西嘴里有味道，夜里不上来。”
当地的风俗，小叔子跟嫂子开玩笑逗趣，怎么做也不过分。大伯子跟弟媳妇多说两句话都是犯忌的。按照这个逻辑，兄弟之间，婚前当哥占便宜，婚后当弟弟的就占便宜了。
四癞子打蛇顺杆上：“没事，我哥不上我上，保险比我哥还管用。”
芦花嫂本来不愿意招惹他，知道跟他混缠下去不会有什么好话出来，便不再搭理他。旁边一个婆娘，我记得好像是我的房东李老汉的儿媳妇，看着自己的手说：“这木把子把人的手磨得疼得很。”
芦花嫂也说了一句：“就是的，我的手都磨起泡了。”
种豌豆这种活费的就是两只手，石头和木头同肉做的手长时间紧密摩擦，结果可想而知。我的手上也打了泡，只不过我是男的，不好意思说而已。
四癞子听到芦花嫂和房东媳妇的话，马上又插嘴：“嫂子，我哥回来了，你那个东西天天磨夜夜磨起泡了没有？”
这一下芦花嫂和房东媳妇再也忍受不了了，两个婆娘扑将过去就地把二癞子按倒，招呼另外的婆娘们：“四癞子说他比我们家那口子还管用，你们都过来看看，到底管用不管用。”
其他婆娘应声而起，一窝蜂的扑将过来，将二癞子团团围住，片刻就把四癞子的裤子裤衩衣裳都扒了，四癞子的裤子裤衩衣裳被女人们扔出了人圈子，女人堆里，四癞子痛苦的哀号起来：“饶命啊，饶命啊，疼死了……”
嘻嘻哈哈的笑声中，婆娘们散了，狼狈不堪的四癞子像一条褪了毛的狗蹲在地上，两手交叉抱肩，好像他是女人，遇到这种情况本能的要拯救**，两腿紧紧夹住胯间的那个蜷缩成一根小辣椒的物件，脚边散落着几缕黑色的毛。
四癞子哀哀告饶：“好嫂子呢，好婶子们呢，把裤子给我，把裤子给我，一会还要干活呢。”
婆娘们哈哈大笑，放肆的讥嘲着四癞子：“你看你那个东西，就跟小蛤蟆咕嘟一样，还想占老娘的便宜呢……”、“四癞子，站起来走两步，让嫂子看看你的家底子够不够分量……”、“四癞子……”
其他男人们便在一旁起哄，有的自告奋勇要亮出家底让婆娘们评判，有的鼓励二癞子勇敢地站起来，亮出你的**，空空****，有的笑骂婆娘们太泼辣……
伴随着混闹是让人上不来气的狂笑……初春的田野上，野性的朴实，纯洁的放肆，毫无邪念的下流，绞缠着，融合着，飘**着，为辛勤的劳作和枯燥的日子平添了许多灿烂。
队长驴拐拐过来了，臭骂婆娘们：“杂巴怂婆娘，妈妈个日，不好好干活胡扯乱闹啥呢？把裤子给四癞子，都干活去，今天不把这一片地的豌豆苗种上，不准收工。”
转眼看到匆匆忙忙套裤子的四癞子，队长朴哧笑了：“这些杂巴怂婆娘，咋把四癞子的毛都给薅光了，妈妈个日，那是人毛，又不是羊毛，薅下来也捻不成毛线织不成袜子。”
婆娘们一般尽量避免跟队长正面冲突，队长掌握着她们的工分，听了队长的詈骂，婆娘们嬉皮笑脸的干活去了，四癞子手忙脚乱的套上了裤子，嬉皮笑脸的凑到妇女们跟前：“嫂子，婶子，你手重心狠，把我的毛都薅光了。”
没人搭理他，他便也老老实实的干起活来。
这时候**肥臀的泼辣婆娘黄二婶急惶惶的从村里跑了过来，随着奔跑的步伐，一双山峁一样的大乳子在衣衫里上下左右跳**着，让人怀疑她刚刚偷了队里的两只羊羔揣到了怀里。队长驴拐拐板着脸骂她：“妈妈个日，杂巴怂这一会工夫又跑回去干啥去了？偷懒躲闲去了还是偷汉去了？赶紧干活去，今天扣你两分工。”
黄二婶申辩：“我去给娃娃喂了个奶么，咋了，犯了国法还是犯了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