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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回 唐皇动怒斥佞臣 戴胄辞世留英名(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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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十日后,萧瑀径直到政事堂议事。他思来想去,觉得李世民一直礼敬自己,且仍许他参与朝政,也就没有脾气找李世民辩论。

戴胄秉承李世民“宽法慎刑”的旨意,对解来人犯逐个审讯,妥善断案。到了这年年底,全国被断死刑者仅仅二十九人。

消息传出,朝中大部分人顿时哗然。他们认为如此宽大,一些刁民劣徒难得教训,会愈加狂妄,进而荒弛法制。这些人知道戴胄是秉承了李世民的旨意,不敢在朝堂上当场提出,然心有不甘。这日朝散之后,他们在朱雀门前唤住戴胄,向他兴师问罪。这其中,以鸿胪寺少卿苏世长居首。

苏世长原是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李世民登上皇帝之位后,根据其善辩能言的特点,让他与唐俭、温彦博一起对付东突厥。苏世长善于外交辞令,胆子又大,让他出使番国确实用其所长。贞观初年,东突厥国势强盛,苏世长到了突厥牙帐,一点都不示弱,常常敢于和颉利争辩,其辞色不屈,可谓不辱使命。这样一来,弄得颉利没办法,就想拿钱财珠宝来贿赂他,孰料苏世长软硬不吃,当场拒绝。回到长安,李世民得知了这个消息,赞扬道:“苏卿犹如古之唐雎,在国势悬殊的境况下,能够不辱使命,委实难得。”

苏世长这会儿将其言语如刀似箭地掼在戴胄的身上。

“戴胄,你站住。老夫问你,天下有那么多犯重罪之人,你为何将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古往今来,老夫也曾听说过有卖狱之事,然都没有你卖得如此干净,且如此大胆。”按照官品,苏世长犹在戴胄之下,然他与李渊交好,又放浪大胆,任何人都不怕,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外人都让他三分。他可以直呼朝中任何大臣的名字,毫不顾忌。

戴胄脸上很平静,没有一点被激怒的样子,沉静地说道:“我是否卖狱,苏公你说了不算,我不承认你们又不信。怎么办呢?最好由谏议大夫上表参我,再请御史台派人来大理寺核查清楚。若最后查实我确实有卖狱之事,我愿自己把自己锁起,自行入狱。”

苏世长一瞪眼睛,大声道:“好,想不到我朝的大理卿竟然是一个无赖之人。你这样死猪不怕开水烫,摆明了以为我们没办法治你。好,我们算是一帮愚民,可当今圣上呢?难道你能逃过他那锐利的眼睛?”

苏世长在这里说话,那些附和之人难以插进话来,只好随着苏世长的话尾,齐声道:“对呀,对呀。”

苏世长又愤愤地说道:“哼,你行卖狱之事,难道是光明正大之举吗?这些事儿,你定然做得十分隐秘,让御史台来人核查,他们既无物证又无人证,你有恃无恐想让他们当众丢丑?”

这句话弄得戴胄哭笑不得,他苦笑道:“苏公,让御史台来核查的是你,现在不让来查又是你。你说,你们到底使用何种法儿来查我?你们一口咬定我行卖狱之举,可凡事要有证据。”

“哼,若有证据,还能容你大摇大摆来上朝吗?戴胄,其实你卖狱事小,还有更不能容忍的地方。”苏世长口口声声将戴胄卖狱的事坐实了。

戴胄知道他口上的本领,也懒得与他争辩,仅淡淡地说了句:“苏公,要知诬陷也是一桩罪过呀。”

苏世长却没有听清这句话,依旧慷慨激昂地说道:“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长此以往,国中卑劣之人见此情景,定然不畏惧国法,致使犯罪者日众,使朝纲废弛。戴胄,你莫非没有看到这种后果吗?”

周围人跟着起哄,齐声道:“对呀,对呀,若形成这种局面怎么办?”

戴胄沉静地说道:“大理寺仅是决断案件的一个环节,上有皇帝、刑部,下有州县府衙。每决断一案,并非由大理寺独断专行。”

苏世长说道:“不错,是这个理儿。然大理寺负责具体审理州县报来的案子,再将结果报给刑部,其审理的过程对案件举足轻重。戴胄,你以为老夫是糊涂之人,不明白其中的猫腻儿吗?”

戴胄依然神色平淡,他将声调提高了一些,大声说道:“诸位,我在这里就是再百般辩解,你们总归不信,怎么办呢?建议你们找御史台来查验大理寺,或者从其他途径探访大理寺卖狱的证据。我今日在这里放下一句话,若你们查实我戴胄受了人犯的一金一银,此事不用多说,我自然主动到圣上那里请罪。若是我的属下受了贿赂,除了要办其罪之外,我戴胄也与其同罪。”

人丛中又有一人嚷道:“你还是老调重弹。”

戴胄不理他,自顾自说道:“至于你们的担忧,说现在采取了宽仁的原则,会引起朝纲废弛,秩序混乱,其实很有道理。法制的精神主要有两层含义:一者,使天下之人知道何为守法,何为犯法,进而循规蹈矩,秩序井然;二者,欲令天下之人产生畏惧之心,如各种刑法,其作用非为惩罚犯事者本人,更大的作用是用来警诫天下之人。由此来看,我大理寺不单单是一个判断案件的衙门,若能在判断案件过程中达到教化天下的目的,则宽法慎刑,对犯事者本人也起到了教化的作用,其功大焉。”

苏世长嚷道:“教化天下非是大理寺根本职责,你东拉西扯,无非想掩盖你放纵人犯的劣行!”

戴胄并不恼怒,耐心地说道:“苏公,我尊敬你的直率和真诚,然在这件事儿上,你有些过于固执了。想秦王朝用苛律严刑,陈胜等人因大雨阻路不能按时到达戍边位置,按律当斩,终于激起他们揭竿而起。你以为用严刑苛律就能阻住罪恶的根源吗?非也。恰恰相反,人之性格中有善恶二途,扬善抑恶,才是根本所在。圣上旨意让我们宽法慎刑,即是想让人们自觉为善,正本清源。”戴胄不待苏世长回答,即拱手道,“苏公,我有公事在身,恕不奉陪了。我今日将其中大致道理讲了,至于你们认同不认同,可多方求证。你们欲寻我罪,那也由得你们。”说完,他推开围观的人们,大步出了朱雀门。

戴胄的这番话激起这帮人的更大愤怒,他们慷慨激昂,商定要联名上疏,一定要参倒戴胄。这其中自然以苏世长为首。

李世民一开始看到这道上疏,并不在意,觉得这是苏世长他们小题大做,就将之放在一边。两日后,他又想起这个题目,觉得其中大有深意,不能置之不理,遂在朝堂上叫苏世长,问道:“苏卿,朕看了你们的联名上疏,你们欲追究戴卿吗?”

苏世长躬身答道:“不错,臣等以为大理寺放纵人犯,一来有卖狱之嫌,二来实乃祸害国家之举。那日臣等当面质问戴胄,他抬出陛下的牌子,还将臣等教训一番。”

李世民笑道:“你们以国事为重,敢于直抒胸臆,率情而作,朕很欣赏。自贞观初年开始,朕导人谏诤,终于形成今日广开言路之局面,朕心甚慰。苏卿,朕希望你保持如此精神,见到不合理的事情,可以直接说出来。”

苏世长答道:“请陛下放心,臣这等脾气,至死难改,只要不招烦就好。”

李世民点点头,将戴胄唤了出来,说道:“戴卿,苏卿他们参你,非是对你个人有意见,实因他们不忘国之大体,你明白此节吗?”

“臣明白。”戴胄躬身答道。

“知道就好。苏卿,戴卿在这件事儿上没有做错,他确实秉承了朕的旨意。现在使用的还是《武德律》,其中条目不免苛刻,朕嘱玄龄、无忌他们要以‘宽法慎刑’的原则成就新律。现在新律未成,戴卿的所作所为与《武德律》相较,肯定要宽宏许多,这怪不了大理寺。”

苏世长道:“既然是陛下的意思,臣等无话可说。”

“你们无话可说,朕今日却有话可说。你们所争执的看似一件小事,其实其中蕴藏有很深的意思。大家回忆一下,贞观初年我们曾定下‘抚民以静,唯重教化’之国策,这些年我们做得怎样?魏卿,你是当初的首倡者,就由你来回答。”

魏徵出班道:“陛下当时定下‘抚民以静’之国策,并辅以已故杜仆射所提四条措施:曰去奢省费,曰轻徭薄赋,曰选用廉吏,曰使民衣食有余。该国策即是以农为本,兴农为要。经历了这数年时间,已经收到很好的成效,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至于‘唯重教化’,陛下接受秦朝及前隋使用苛政严律之教训,不以霸道治人,而教化施于民心,使民风淳朴、政治清明,像以‘宽法慎刑’来处置犯人,即是施以教化的一条途径。不过,教化的过程非一朝一夕之功,短时间内是看不出端倪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陛下,臣这样说,不知对不对?”

“很好。”李世民眼中含有笑意,欣慰地说,“魏卿向来以挑剔闻名,朕的这项国策施行至今,得到魏卿的肯定,其实不易。不错,戴卿秉承‘宽法慎刑’的旨意,的确是教化于民的一条措施。苏卿,这件事儿今后不用再提,戴卿做得不错。”

李世民环视群臣,一字一顿地说道:“本来苏卿所奏是一件小事,然朕细细想来,觉得其中大有深意。‘唯重教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我们君臣以及百姓共同努力,方能见到成效。朕初登太子之位,即罢傅奕灭佛之奏。按说傅奕灭佛之初衷并不为错,当时天下人丁不旺,亟须兴旺农事,将僧尼放归本土务农,对农事定有小补,这是不言而喻的。然果真这样做了,其实是得小利而失大节。儒、佛、道之经义,深入人们心中日久,若简单禁止,必生祸乱。朕这些日子大致想了想这些经义的要理所在,愈觉其经义博大精深。像儒家尊崇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道家追求一种‘清静无为’之境界,释家弘扬与人为善之思想,这些经义皆是施以教化之有力手段。朕即位以来,对这些经义不加抑止,让其散入人心即可,盖为此也。朕施政以来,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即靠朕一人之力难以成事,是众卿倾力辅佐,上下同心,方有了今日的局面。国家若仅以严刑苛法来规范百姓,即是让百姓被动地接受国法,不是让他们从心底里领会,难免挂一漏万。我们施以教化,就是要用来解决这个难题。”

李世民的这番长篇大论,内容尽管驳杂,但其主旨还是明确的,即是想借用儒、佛、道之经义,来潜移默化教化大众,使人们从被动达到自觉的境界。群臣中绝大部分人能听明白,少部分人并不明白,在那里迷迷茫茫,愕然而听。

萧瑀此时已结束居家思过的日子,开始正常上下朝,他出班奏道:“陛下弘扬佛法,实为天下僧尼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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