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回 康有为公车上书 翁同龢开缺回家（第3页）

会试结束，康有为探得《马关条约》的内容，立即发动广东籍一百多名举人联名请愿上书，要求清廷拒绝签字。他觉得力量不够，又和他的学生、新会举人梁启超分头行动，串联十八省1300多名举人，到宣武门外的松筠庵开会，商量联名请愿事宜。会上台湾举人汪春源痛哭流泪，痛陈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康有为表情严肃，大声说道：“《马关条约》的签订，光赔款一项，中国五十年内都赔不完，还有大片领土丧失，这是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大家一起签名上书皇上，拒绝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众人群情激奋，公推康有为提笔起草奏书。

康有为不负众人所托，回到寓所，两天两夜没有出门，奋笔疾书，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上皇帝书》。

《上皇帝书》写好以后，他让梁启超等人抄了数份，分送给大家传阅，大家看了都说康有为写得好，纷纷签字，这就是“公车上书”。

公车原指官车，汉代曾经以公家马车递送应试学人，后来就以公车称呼入京应试的举人。

这些举人正式将奏书送到都察院，都察院官员接了奏书，却借口拒送，光绪没有看到。公车上书没能阻止朝廷签订《马关条约》，却在社会上影响巨大，海内读书人都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

次日，会试发榜，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朝廷发到工部任主事，他将《上皇帝书》重新润色，以个人名义送给光绪。光绪看后大加赞赏，朱批给康有为，让他提出更详细的设想。康有为接到皇上的朱批以后，倍受鼓舞，又四次上书给光绪，提出请求变法的纲领和主张。为了制造舆论，扩大影响，康、梁二人在北京创办报纸《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社会的上进步官员、知识分子都可以参加。

十月份，康有为南下上海，发行《强学报》，不少官员、士绅、青年知识分子都参加了强学会，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强学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变法运动。

强学会要发展，首先想到两湖地区的谭嗣同。

谭嗣同捐了一个五品候补知府衔以后，在家潜心学术研究，写了《仁学》一书，冲击封建伦理道德，与康有为的《大同书》有相通之处。谭嗣同在湖南提倡新学，得到陈宝箴、黄遵宪等人的支持。

公车上书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批维新派在北京、上海、天津、长沙宣传变法，康、梁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在上海创办《强学报》以后，他们认为还不够，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在上海又创办《时务报》，次年冬，严复在天津主办《国闻报》，他说“要变法，必须鼓励开民智，新民德，其核心是改变风俗，要破除封建传统文化，大力引开西学，破旧立新”。《时务报》《国闻报》一南一北，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主要阵地。

谭嗣同深受影响，他在长沙成立了南学会，他与唐才常在长沙创立了《湘学新报》，宣传变法。

南学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南方的一些主要维新人士，探讨如何使中国富强，把湖湘文化发扬光大。

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协助陈宝箴在湖南造轮船，办实业，建铁路，干实事，康、梁两人目睹湖南的新政，深受启发，前来拜访。

黄遵宪得知家乡才子梁启超来访，十分高兴，从按察使衙门出来，叫车夫接他去南学会。他一摸口袋，身上没带钱，掉头回家，不料路滑摔了一跤，将衣服擦破，非常狼狈。

黄遵宪回家以后，夫人问：“何至于此？”

黄遵宪兴奋地说道：“家乡举人梁启超来访。”

夫人给他换了一件新衣，又取了银子给他，黄遵宪高兴而去。

谭嗣同闻广东举人梁启超来访，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了他。梁启超谈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太平盛世，谭嗣同则介绍自己的“仁学”，双方观点一致，谈得非常投机。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推行新政。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正式呈报设立长沙时务学堂，陈宝箴同意，发布《时务学堂招考告示》，延聘中西学教师。

长沙时务学堂由黄遵宪、熊希龄负责筹建。熊希龄为校长，聘请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韩文举、叶觉迈、欧矩甲为中文教师；聘请李维格、王史为西文教师；许奎垣为数学教师。

先后录取了蔡锷、杨树达、范源濂、方鼎英、李复几、李炳寰、林圭、田邦璇、蔡仲浩、唐才质等四十名学生，九月份正式开学。

开学之日，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上课，他对这批学生充满了希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少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长沙时务学堂聚湖南英才而教。我们要聚才、爱才、惜才、用才，历史只会眷顾那些意志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去等待那些徘徊、犹豫、畏难、懈怠的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我少年中国与天同长，我中国少年与国同强。”

光绪二十四年春，康有为集合在京举人，成立了保国会，不少官员、士绅都参加进来。

康有为说：“如今各国交往，一切大同，只有中国衣服是长袍马褂，长辫子，行跪拜礼，与国外礼节不同。这种落后的习惯让外人鄙夷讥笑，影响正常交往，日本明治天皇和俄国彼得大帝与欧美同俗，中国应该学习西方。”

光绪不愿做亡国之君，主张变法，帝师翁同龢支持变法，是帝党的中流砥柱。但是，帝党实力不及后党，便利用朝外的势力，也就是康、梁为首的改良派来推动改革。

翁同龢向光绪推荐康有为时说：“皇上，康有为之才胜过臣百倍，请皇上起用康有为，天下的读书人都在看着哪！”

光绪见全国要求变法的呼声甚高，命总理衙门传康有为觐见，专门在勤政殿与保守派辩论，奕劻、荣禄、李鸿章等人乘机向康有为发难。

奕劻跺着脚，涨红着脸说：“祖宗之法不可变。”

康有为引经据典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乃古今之常理也。”

双方在大殿上的群舌论战，最后，顽固派、保守派都被康有为驳倒，理屈词穷，狼狈不堪。

光绪非常高兴，让康有为提出具体措施，康有为赶紧写了《应召统筹全局策》呈上，系统提出变法方案。

六月十一日，慈禧移居颐和园，光绪在故宫太和殿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正式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