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回 会党焚烧望海楼 醇王排挤曾湘乡（第1页）
第十三回会党焚烧望海楼醇王排挤曾湘乡
话说同治八年夏，曾国藩在保定对练军体制进行了三项改革：
一是采用湘军管理方法，兵权、人事权等高度统一，下级军官无条件服从上级军官管理，朝廷不能够遥控练军；二是练军不能带有绿营习气，士卒要艰苦朴素，吃苦耐劳；三是彻底割断练军与绿营的一切联系，练军不再世袭，不再有兵籍底饷。
朝廷支持曾国藩组建练军，但是过了没多久，朝廷又改变主意，害怕练军被训练成一支新湘军，成为曾国藩的私人武装，于是取消了对练军改革的支持。不管怎么样，练军毕竟首开新式军队先河，各省纷纷效仿，兵权在悄悄发生变化，中央集权变成了地方割据。
三个月以后，赵烈文到达保定，曾、赵两人彻夜长谈。
曾国藩绾了一下袖口，端坐在太师椅上，悲切地说：“河北永定河一带，天晴则旱灾，下雨则水灾，诸事棘手，我已经是一筹莫展了。”
赵烈文安慰他说：“爵相不要太忧虑，万事开头难，事情要一件一件来办，不可以操之过急。”
曾国藩皱着眉头说：“能不急么，在直隶总督任上总得有所作为吧？军事方面，我已经调彭楚汉率领一批长江水师将领来河北训练水师；教育方面，已经调张裕钊到莲池书院担任山长，教化一方；民生方面，因为永定河工程太大，又缺银子，恐怕一时修不好。最让我失望的是，朝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力挽狂澜，中兴大清。”
“此话怎讲？”赵烈文估计曾国藩此次进京必然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
曾国藩朝赵烈文瞥了一眼，缓缓地说：“两位太后才具平常，召我觐见的时候，家长里短的东扯一句，西扯一句。”
赵烈文评价慈禧说：“西太后能让无数须眉折腰，会识人、用人。江河日下的大清王朝在她的手上摇摇欲坠而不倒，苟延残喘几十年没有问题。”
曾国藩听后，眉头舒展。
赵烈文见他高兴，又说道：“世界潮流，浩浩****，大清这艘破船，以慈禧个人的能力，只能让它保持平衡，无法掌控它的行驶方向，更谈不上远见，因此大清的结局由此可知。”
曾国藩叹了一口气，离开座位，边走边说：“直隶吏治已坏，官员依靠征徭役过日子，老百姓经常打官司，还藐视公堂，但是这些都不足为患。令人失望的是，朝廷没有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解生民于水火。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军机处，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宝鋆等几个人手上的权力最大。恭亲王没有主见，又太年轻，举棋不定，不能够独立办事，在朝中立足艰难，中枢地位并不稳固，难以威慑朝中文武百官。不少朝廷大臣认为，恭亲王有大智慧，我却不这么看，我看他只有一些小计谋、巧智慧；文祥为人正派，但是目光短浅，能力有限，也不知道招几个幕僚帮助自己，没有人能够为他出谋划策；宝鋆机灵，稳重不足，所办的事情没有几件让人满意，因此非议较多；有气节操行的只有倭仁一个人而已，倭仁跟我一起师从唐镜海先生，我对他比较了解，但此人见识不广，这一点我早就知道，倭大学士长期担任京官，没有地方行政经验，独木难支。沈桂芬、李鸿藻、文庆、崇伦、奕山、景寿等人皆碌碌无为，军政大权掌握在此等平庸之辈手上，朝廷大事的确让人担忧，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赵烈文有点纳闷，问道：“中堂大人判断恭亲王没有大智慧，何以见得？”
曾国藩眉棱耸了一下，说道：“滕子京在岳阳做太守，修建岳阳楼的时候不动官府一分钱，也不给老百姓搞摊派。但钱从何来？司马光说他动用的是民间借款。滕子京倡议凡是民间久欠不还的债务，可以捐给官府，官府按照出资多少上功德碑，千古留名。债权方债务方都认为是一件好事，自己还了良心债不说，还可以给子孙带来福根，纷纷捐款。滕子京这一招还真管用，民间源源不断地捐款。只有他才有权开支，开支多少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记账，滕子京自己赚了钱，老百姓还不说他贪，大家都记得他倡议修岳阳楼的事情。这就是投机取巧，天道忌巧啊！”
赵烈文赞道：“还是大帅博闻强记，这则故事我却不知道。”
曾国藩并没有停住脚步，捋了捋胡须，继续说道：“不光你不知道，有很多人都不清楚，我是偶尔翻阅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才知道的。恭亲王的地位高权力大，做事一如滕子京。记得我在京考取翰林以后，劳崇光外放地方州县，走的时候向我的恩帅穆相讨教，新官上任如何烧好三把火。穆相给他讲了一则发生在乾隆朝的故事。左副都御史赵大鲸的学生永贵外放浙江巡抚，赵大鲸问：‘新官上任第一批火应该怎么烧？’永贵回答：‘严惩贪官污吏。’赵大鲸摇摇头，永贵求解，赵说：‘大清官官相护，自上而下形成了一张牢不可破的大网，谁去触动都是引火烧身，吃力不讨好，这惩治贪官污吏就免了吧。不过去惩罚小偷效果还是不错的，小偷们一没有后台，二没有靠山，老百姓说好，官府说好，你的上司也说你好，你的政绩不就有了？’永贵大悟，说：‘若不是恩师指点，我一入宦海就得被海水淹死。’永贵拜谢而去，到了浙江，专门打击小偷小摸的行为，社会秩序很快好转，老百姓交口称赞。”
赵烈文听后，将自己的结论说出来：“通过爵相的仔细观察，爵相了解的现实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糕，国家庶无可用之材。当今世界，竞争十分激烈，堂堂大清国，不是小小蛮夷对手，其教训便是明证。湘军虽然打败了长毛，朝廷仿佛迎来了中兴新气象，我看未必如此。”
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才散。
这些年来，曾国藩经常头晕目眩，视力减弱，尤其是右眼视线模糊，经常看不清东西。丁日昌给他送了一颗鸡蛋大小的石头，里面装有药水，美其名曰“空青”。曾国藩试了一段时间，有一点效果。据大夫讲，得这种病是因为操劳过度，由肝病引起的，只有滋肝补肾，静心休养一段时间后，才可以慢慢恢复。可曾国藩从来闲不住，他与胡林翼是一个类型的人物。
同治九年二月，曾国藩的右眼基本看不见东西了，办公比较吃力，此时胃病又起，搞得他气血两虚，只好向朝廷请病假，在家静养。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时，天津发生了一起教案，民间称之为“火烧望海楼”。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在洋人枪炮的保护下，纷纷粉墨登场，各教派先后选了三千多名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在中国建教堂，搜集情报，干涉诉讼，挑拨民间矛盾等。但自马神甫事件以后，各地反洋教的浪潮此起彼伏，绵绵不断。
外国传教士在国内发展教民，教民与地方官员、士绅、老百姓等发生利益冲突，传教士总是支持和保护教民，各国领事、公使又支持传教士，故而不少教民自恃背后有洋人支持，气焰嚣张。法国人利用宗教特权，在中国开办教会、医院、仁慈堂、育婴堂等，势力由沿海向内地渗透。所到之处，挟制州县，包揽官司，欺男霸女，为所欲为。
地方官员也惹不起洋人，稍有不慎，轻则罢官，重则流放。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到外国人的欺压凌辱，老百姓非常不满，不断起来反抗。贵州贵阳、四川酉阳、江西南昌、湖南湘潭相继发生教案，当地官绅士民一起驱赶传教士，但是规模和影响都不大。
同治九年春，天津滴雨未下，遭遇大旱。到了五月份，还没有降雨迹象，山东、河北不少饥民涌进天津。
海河北岸，洋人在这里建了不少房子，尤其是法国传教士修建了一座天主教堂，十分特别。教堂前面有三座塔楼，全部用的是砖木，窗户呈圆顶形状，嵌着有色玻璃，非常好看。站在楼顶上可以看见海河，天津百姓都将这座教堂称作“望海楼”。与望海楼一墙之隔的仁慈堂，每天都有小孩死亡，半个月死了三十多个。市民怀疑教堂的传教士故意杀死中国婴儿，有人看见教堂里面的工作人员将小孩尸体放在一起，装进洋货箱，晚上抬到荒郊野岭，草草安葬。
天津静海、宝砥两县经常发生小孩迷拐事件，民间又有不少儿童无缘无故失踪，搞得大家人心惶惶，一时谣言四起。民间传说这些事情都是法国天主教堂的洋人所为，洋人让教民将这些小孩带走后，在教堂里挖眼剖心，其眼睛、心脏被教堂里面的洋人拿去做了药引。一时间，天津舆论大哗。
五月六日，正是立夏节气，河东义地又有一副棺材被野狗扒出，小孩尸体四肢零碎，惨不忍睹。当地老百姓知道以后，群情激愤，到坟地察看。让人奇怪的是，不少婴儿尸体胸腹皆烂，前后有洞，肠肚外泄，死亡原因非常蹊跷。
天津套现胡同是一个难民胡同，马远扬在这里饲养了不少芦花鸡。地痞张抢、郭拐两人早就惦记着这群鸡了，一直在寻找机会去钓鸡。
这天，张、郭分别蹲在一处僻静墙角，张抢抽着旱烟，郭拐则假装晒太阳。一只母鸡走过来，郭拐将准备好的黄豆带着丝线儿抛过去，将笔帽留在手中，鸡上来吞食黄豆，等到黄豆下肚，郭拐一拽线，使劲把铜笔帽往下一推，笔帽顺线飞速而下，直奔鸡嘴，正好把鸡套住。
这一幕刚好被躺在草堆上面晒太阳的小孩马二蛋发现，他急得叫了起来。张抢见四周无人，挟起二蛋就跑。马远扬听见儿子叫唤，知道出事，招来一群人，将张、郭两人当场抓获，押送天津县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