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九十年代02（第2页）

其实这又往往误解和错怪了彼们。

彼们的想法是——我们那儿那种小说、电影已经不少了呀，其中不乏经典呀！我们总得选择在美国也许能引起“广泛关注”的小说或电影吧？

于是他们对中国小说、电影的引进选择，兴趣点往往表现为单向度的。

表象上似乎是政治性目的，其实往往也是出于生意目的之掂量。正如克林顿绯闻缠身时，该内容的书籍以及报刊在中国也热卖过，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对克林顿这位美国总统有多么憎恶；商业目的也很显然。

韩寒与敦敬明两位“80后”作家的文学起跑线画在相反的方向。前者是关注现实的，后者是埋头于虚幻想象的。二者都有写作才华，由于方向不同，也将起初共同拥戴他们的青少年族群逐渐分裂成了两大派。

“青少年”三字是姑妄言之，大约以当年的初中生、高中生为主，或也有少数大一、大二的学子——大多数是“读书动物”的人，其选择书籍的目光，一般都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大几岁，起码大三岁，往往在十岁。于是少年读面向青年的书，十八岁后读一切书。

在某些国家，少年就是少年，青年就是青年。忽一日成为大学生，再想被视为少年绝对是不成熟的表现。梁启超言：“少年强，则中国强”，所指群体非常明确的，并不包括青年。

后来，不知从哪一年代开始，出现了两种“并包”之词，便是“少年儿童”和“青少年”；而这使中国的少年和青年，在成人眼中年龄被往下拽，似乎少年也可被视为儿童，青年也可被视为少年了。于是，便也使中国的少年和青年，心理年龄往往比实际年龄小。

当年我每每将韩寒与王朔相比较，觉他们二位有殊多共同点——都关注现实；都对现实有话要说而不是仿佛毫无感觉；对现实要说话的欲望都很强烈，也都较叛逆；都对现实中的人、事具有区别于许多同代人的独立思考——所以不可能不被许多同代人视为意见领袖，也自然会使年长于他们的人刮目相看。

但王朔的形象却一度被扭曲，原因主要是他的言论。

王朔引起关注时已三十出头，真真正正是青年了，比韩寒大二十来岁。他的作品和我这一代作家一样，起初的主角当然也都是青年，却与我们笔下的青年形象甚为不同。他所虚构的王氏家族的青年人物，不少是年轻时的“老炮们”。他笔下的好青年形象，往往身有玩世不恭的色彩，绝不是雨果笔下的马吕斯或狄更斯笔下的查理·达奈和卡顿；相反，都有几分像于连与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月亮和六便士》主角）的混合体在中国的转世。

所以他的小说一度被非议为“痞子文学”。

我这种人起初是不喜欢那一类文学人物的，却从未公开置评过。

不久我意识到，王朔其实对中国文学人物画廊有一种贡献——增添了以前不曾有过的人物，他们是“北京特产”，上海不可能有，广州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城市都难有，唯北京才会有。并且，他相当到位地写活了他们。既然刘索拉、张辛欣作品中的青年形象是具有文学价值的，王朔当然也应获得特殊贡献之肯定。

纵观他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作品，无一不是好的和较好的。

但他的言论一再引起风波——“我是流氓我怕谁”“无知者无畏”等。起初我以为那是戏言，但后来成了他的书名——我至今也不清楚那是赌气任性使然，还是出于印数的策略。

王朔所挑起或参与的另外几次风波，我的立场是完全站在他一边的；尽管他表达思考的语言风格注定授人以柄——比如反对“鲁迅神话”的持续、“躲避崇高”两次风波。

将任何非虚构人物神化都是任何国家的文化大忌，也是对那类人物的异化，有害无益。

鲁迅当然应该被请下神坛，还原真身。包括对于他的作品，也当然应该允许批评之声存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他的杂文成就似乎比小说成就还大些，我则认为还是他的小说成就高，杂文只不过成果多，良莠掺杂。他动辄以“匕首投枪”伤人，未免显得太惹不起。他的《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我从少年时就是不赞成的。我养过狗，自认为比他更了解狗性。落水之狗若被人救起，是会对人心存感恩的。抖一抖身上的水便咬人，不是常态的狗性，估计吓坏了，或根本是疯狗。狗已落水而持竿痛打之，这是人的变态。我也是喜爱猫的，家中现就收养着两只流浪猫。鲁迅对猫的憎恶，也是我大不以为然的。

鲁迅的护像者们每每强调，鲁迅太孤立了，所以才偏激，于是这偏激似乎特宝贵，不全盘接受便是态度问题、感情问题、立场问题似的。

是又怎样呢？

在他们那个时代，被迫“横身而立”的就他自己吗？

胡适、蔡元培们就没“横身而立”过吗？

陈独秀“横身而立”的孤立，不是比鲁迅更孤立吗？

至于“躲避崇高”，据我所知，并非王朔的话——而是媒体的“概言”。

又据我所知，原本是很有意义的讨论，涉及《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的实际问题——若一味局限于以塑造“高大上”的人物为己任，道路则必越走越狭窄。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受着现实生活压力的摆布，一心想崇高一下通常也不那么容易。即使具有崇高人格，平时也很受抑制。在极特殊关头，才有机会表现出来。不论他们平时表现得多么庸常，文学以及戏剧、电影、电视剧反映他们的生活状态，意义都是明摆着的。

很有讨论价值的一个话题，当年不知怎么一来成了“躲避崇高”，于是成了口水仗。王朔在此口水仗中再次被泼污水，好在他也不怎么当回事。

韩寒成名时还是高中生哪，也就不可能像王朔当年那样直接卷入什么风波，所以受到的扭曲程度要轻微得多。他后来主动介入了一些社会现象的争论，年龄大了些嘛。而那时的社会开明度提升了，也并没受到王朔曾受到过的严厉批评。

所以我觉得，韩寒的文学路是较顺利的，也是较幸运的。二者性格显然不同，韩寒断不会为自己的书起王朔那种书名。他其实总在暗示社会舆论场——我是良好青年，请别看错了我。而王朔当年则经常摆出这么一副样子——我就不是好青年啦，你们他妈的想怎么样吧！

韩寒的《三重门》是写得好的。

关于他，我只记得一件事——似乎他对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颇有微词，认为不少作文写得好的中学女生都会比那写得好，该从课本中除去。

这当然会引起议论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