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抗战时期（第3页）

所谓“京派”，好比京剧，因带了一个“京”字，便沾了独大似的光。生旦净末丑，品相气质风格方面，墨线一向有在。在京剧中，丑行是主角的情况甚少；丑行是为衬托生旦净末而有意趣的。并且，京剧的内容，一向以“高大上”为正宗。

所谓“海派”，却好比音乐剧，洋范儿显明——歌星、影星、舞后、交际花、赌场阔少、吃香的买办……如此这般新式人物，在北平既难产生，产生了也难以进入文化人的追捧视野。而这些人物在上海，却每成小说戏剧中的主角。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虽然产生于北平，但至抗战前后，中国的电影公司却都在上海，这一点也可证明上海是多么的不同。

尽管战局于中国不利，但上海的“大世界”，几乎每晚演出好莱坞式的“大腿舞”，这在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是不太可能的。

民国时期的北平，像极了“一战”后的德国。仿佛文人学子，谁都有机会成为康德、尼采或歌德、席勒、海涅；而同时期的上海，像极了马克·吐温笔下的《镀金时代》，似乎谁都有机会成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但中产阶级家庭的少年，又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迷失了正道。

“海派”文化，特别是其文艺部分，总体上是商业化的、市民化的、小资化的、娱乐化的；“京派”文化则总体上仍遵循“经世致用”的理念。

顺带一笔，当年留下了一桩“公案”——关于“为大众的文艺”与“为国防的文艺”，主张“左联”应擎“为国防的文艺”为旗帜的“四条汉子”，与主张喊响“为大众的文艺”之口号的鲁迅，从而结下梗芥，并使周扬等四位中共地下文艺领导人物，在鲁迅死后也长期背负“反鲁迅”的政治罪名。

在特殊时期，文艺主张不同，成罪是很荒诞的文化现象——但织罪者们的逻辑乃是，后来毛泽东已盛赞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故当年反对鲁迅的文化主张，似乎意味着不保持一致了。

这是无法辩白之罪。

依我看来，就当时情况而言，“为国防的文学”之口号，比“为大众的文学”之口号，更是迫切需要之口号；不明白鲁迅何以反之。

还要顺带一笔的是——蒋介石作为当时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在北平难保之时，日军入城前，下令将南开、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迁往较能避开战火的云南，不失为明智的、负责任的决定。这使西南联大即使在抗战时期，也继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栋梁之才，而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于各行各业发挥了被历史铭记的作用。

顺带此笔，并非刻意评功摆好，而是要指出——大学的有形概念并非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但大学师生肯定是一个国家不可不及时予以保护的珍贵“种子”，因为这与一个国家的未来怎样关系直接又密切。近代之所以为近代，此点也是国家共识。无此理念之国，尚没迈入近代门槛也。

当时之中国，毕竟已迈入了近代的门槛。

近三十年后，中苏关系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际，中国的重点大学，也与重点工业、军研科研单位一起，纷纷迁离或部分迁离了大都市，转移到中国的大后方去了。

三十年河东也罢，三十年河西也罢，关乎国家文化、科学人才种子，珍惜都是一样的；人类近代史前的国家，绝大多数无此意识——人类的进步，即使意识上进了一小步，对其后之影响也是巨大的。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之中国，文化基本上以五个板块存在并活跃着——“京派”与“海派”相混杂的上海文化现象；重庆的陪都文化现象；西南联大文化现象；中研院文化现象；延安红色文化现象。

当然并不能一言以蔽之曰另外的中国之地便绝无文化现象了。抗战时期的文化特点及活跃性，集中而主要地表现于以上五个方面。除中研院文化现象，其他四个板块的活跃程度不分轩轾。

中研院文化现象之所以例外，在于它的几个研究所并不集中于一地，而是分散于几地，尤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院所迁址“神秘”——于是四川南溪李庄镇属地的山坳里，出现了一些中国当时顶尖的学者的身影。国力薄弱，资金匮乏，立所维艰，生活清苦。但在那样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们不仅在甲骨文研究、考古发现、汉语源寻根、古史断代和实证方面卓有建树，而且还招收学生，为中国带出了一批日后的专家。当年体现于他们身上的中国文化现象，是寂寞的，甘贫的，无人喝彩的，呕心沥血“为道日损”的。

将此种文化现象置于全人类近代文化现象的流程中来看，也是值得起敬心的文化现象。他们那种甘当民族文化基石的精神，与当时活跃于延安，居窑洞中，以粗茶淡饭饱腹的另类文化知识分子，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即国家兴亡，知识分子有责；是同根同种同目不同科——仅仅不同科而已的国家文化现象。

长期以来，许多人的史观，一向以当时的国共从属为阵营红线，于是导致其划“彼营”无好人，皆恶事；而“吾营”才是英豪辈出，君子风清，诸事垂史的大好族群。

这当然不是真的。

仇隙深刻时期，此观点可谓事出有因。

为权落谁家而冰火相克时期，也可理解。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七十年的现在，若仍坚持此观点，固执不懈，非与时俱进之史观也。

窃以为，举凡一切出发点益于国家民族之事，以及一切为此等事有所奉献、付出的人，都是国家与民族应予以公正的评价且不应忘记的。

而西南联大止踄于滇时，一首当时创作的清华校歌，不但很能体现“京派”文化的特点，也很能体现自民国以来至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

它是文言与白话的结合；是热血青年的心声与夫子型学者的情绪的结合；是汉语言文字两种表现力的结合——自“白话文运动”以后中国文化总体景象的缩影；文言与白话并存，用典与直抒胸臆的文采共舞。大趋势是，为最广大的青年所更愿接受的白话文，已渐成主流。

并且应该指出，胡适推行白话文自然其功大焉，中国人今日能使汉语言文字在“白话”方面魅力增色，确乎不应忘记他们那样一些人物的开山贡献；但其完全否定用典的辞藻美感，亦是“绝对思维”之一弊。

仅以孙中山悼战友联为例：“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此悼宋教仁联也，白话简洁有力之美，跃然纸上。“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此悼黄兴联也。其文也古，用典亦多，但谁都不得不承认，大悲大恸之大美感情，两联各有千秋。

从前是，文言夹杂少许白话，现象古已有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言之有理有据。

后来直至现在是，白话的字里行间偶用文言古字，亦成一种文体，鲁迅善此修辞之法，于是其文学语言特色自成一家。

即使当下，即使在某些流行歌曲中，我们仍能听到文言之句以及类似用典的比拟，有别具一格之美感。

便是“之乎者也矣焉哉”之类曾在“白话文运动”时期大受嘲讽的助语单字，实际上今天也仍在频用。用比不用还是要多些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