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66年至1976年02（第2页）
《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与林彪那首语录歌，可谓当年中国之“三大流行歌曲”——而林彪那首语录歌在军队中几乎成了当年的军歌，所以李劫夫在劫难逃。
“九一三”事件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中引起的思想冲击如深水暗流。表面上，不久就都转过弯子了。实际上，许多知青对“文革”不容置疑的伟大意义的怀疑，由此埋下了种子。
四季照常交替，兵团还是兵团，知青还是知青，“风沙漫漫无边地走，什么都没改变”。
转眼到了1974年。9月，我有幸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
在1971年至1974年三年间，主要文化现象如下：
1972年10月2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率先播出业余外语广播讲座，掀起了“外语热”；
1972年，全国形势趋于稳定，教育开始转向正轨。大学招生过程，文化考试成为必经一关——当然，是对普通青年而言；
1972年反对所谓“右倾回潮”；
1973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新年献词》强调，当前重要政治任务“首先是批修”，即继续反“右”，而不是反“左”。
1973年辽宁省插队知青张铁生、北京某小学校一名五年级女生黄帅，被政治宣传塑造为“反潮流英雄”；
1974年“两报一刊”之《元旦献词》，“四人帮”攻击的矛头直指“党内大儒”周恩来，已成不争事实；
1974年“批林批孔”。
而最主要的文艺现象如下：
由于样板戏基本都被拍成了电影，中国人连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朝鲜电影也不容易看到了——一切放映场所必须以反复放映样板戏电影为主；
各县文化馆的作用，又从丰富人民群众文艺生活的方向，被扳回到为政治服务亦即为“批林批孔”运动服务的“正确轨道”；
有一道亮丽的文艺风景线——只有那么一道文艺风景线可以用“亮丽”来形容，便是内蒙古的草原文艺之花“乌兰牧骑”——它超凡脱俗，不怎么受政治风烟的熏染，活跃在草原上，只为将牧民喜闻乐见的歌舞献给他们；在新疆，当年据说也有类似的民族文艺演出队……
至于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各级“宣传队”已风光不再。连、营、团的“宣传队”基本都取消了。一是队员们都长了六岁，个人问题摆在面前了，没六年前那种饱满的排练和演出热忱了；二是知青们都看腻了，长了六岁，不再是小青年，感觉再看那类演出欣赏水平太幼稚；三是“精兵简政”后，“宣传队”的队员们，大部分分配到团直属连队去，成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散兵”——只有一两个师的“宣传队”，因毕竟还有需要之时，且水平较高，遣之不忍，特批保留。但也都忧心忡忡，心生种种旁骛了……
1974年至1976年
1974年几乎每一名知青都盼望着返城了，各兵团知青也不例外，尽管挣工资不挣工分，比插队知青的境况强多了，铁定了一颗心扎根的人是有的，极少。
这乃因为，“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有一种官方说法是——到农村锻炼几年后，仍可回到城市分配工作。第一批返城了，第二批再去，如此循环不止……
如果这样的预想真是初衷，并且真能贯彻实行，那么即使今天看来，我个人也认为不是多么糟糕的国策，起码当年可以被普遍接受。诚然，从长远看，仍不明智。因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通过农村城镇化来减少农村人口，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也能享受城镇生活的便利，并从而提高农耕土地的经济价值。
几年究竟是多少年呢？
没了下文。
成为知青的“老高二”“老高三”，已二十七八岁了。六年的时间算短吗？返城似乎遥遥无期，全国知青的心都已浮躁不安。另一方面，被“解放”的干部越来越多。往往是，他们被“解放”不久，他们的子女便以参军、升学、招工等各种途径，堂而皇之地结束了“接受再教育”的过程，这使广大的知青愤愤不平。而某些女知青为了达到返城目的不惜以自身为代价的真事和编造之事，更加使知青们感到命运的可悲。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虽然还是军队化编制，但普遍的连队已绝无当初那种连队的样子和气氛了。就样子而言，当初便与农村没什么区别。所不同的仅仅是，由于知青多，气氛活跃而已。知青们既已精神颓唐，当初之气氛也就不再了。
逢年过节放电影，也不像当初那样都去看了，不少人宁肯补觉、打扑克、凑一块儿喝个一醉方休。就那么几部电影反复放，连放映员自己都看腻歪了。
我按复旦大学录取通知的要求，9月中旬先回到了哈尔滨。派性斗争已表现式微，斗烦了。这是好事，一切迹象表明，“文革”一页差不多翻过去了。大字报已少见，偶尔出现，看的人也不多。某些墙上标语仍在，如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标志。
我越接近我的家，越感到整个中国仿佛是一大杯鸡尾酒，并且加入了黏稠剂，各色层互不混合，也难以混合。我感到最上面一层，其实反而是混合了的。按说应该是绝对的红色，但关心国事的知青们都心知肚明，北京上层的所谓“路线斗争”仍十分激烈，所以岂能是清一色的？而且，大多数知青内心立场上已经有了倾向性——革命口号喊得最响的政治人物，引起的反感更大了。
在最下面一层，我至今也无法形容其颜色，却能顿时就感觉到，与最上面一层的颜色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更确切的说法应是“隔隔不入”。之间隔着几层，有一层便是我这样的底层之子。
为什么不是底层儿女呢？
因为在当年，女知青总体上不议论国事。即使高中女生也不议论，除了按自上而下的要求进行的谁都不例外的政治表态，普遍的她们，本能加自觉地与政治保持最正常最正确的关系，即跟着“红头文件”表态绝不会错。往往，也只不过是早已习惯了的例行表态而已，不走心的。也许头脑里是有些个人想法的，但却能做到完全的若无其事。她们当年处对象的眼光，也大抵青睐紧跟“红头文件”所指引的政治风向的男知青。不似如今，如果男方甚“左”，女方会因而厌之。
但男知青们则不同。
当年某些男知青，经常交流各自获知的“小道消息”，并互相吐露感想。或能从某些“小道消息”中预判一下自己的知青命运，是本能关注的一方面原因。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也是有的，还往往体现为超本能的自觉。
却也不是所有的男知青都那样。
下乡时初中还没毕业的年龄小的知青不那样；他们中是底层人家之子的更不那样；父母哪一方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的还不那样——像我这样的工人的儿子才往往那样，以高中知青为多。因出身好，颇敢私言。某些父母是知识分子，但并没被划入另册的高中知青，也往往加入分享“小道消息”、交流看法的“小集团”。出卖现象不能说没有，但极少发生。何况，也都有明智的底线，看法含蓄，点到为止，听者心领神会就是了。
在1974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谁若做了政治出卖之事，个人付出的代价是很重的，可能会身败名裂，从此没了朋友——所谓“坏事传千里”。
当我这名头脑中有“异质思想”的知青回到我所熟悉的城市底层，顿时发觉到它的漠然和自若。是的，是漠然，不是淡然，更不是泰然，也不是超然；还不是淡定、自适。尽管整个国家已趋于稳定，但底层人家的生活普遍地、一如既往地被种种困厄所纠缠，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所以断无淡定可言，也不会对操心事接连不断的日子反而自适。实际上都希望尽早摆脱那种生活，既不能摆脱，日子仍得过下去，便“修炼”出了一种认命般的态度，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自若——一种与泰然无关的存在现象。他们的眼已很少关注国家的政治之事，心里也不装那些，装不下了。连市里省里的政治之事也不太关注的，听说了也就是听说了，左耳进右耳出，波澜不惊。要求他们参与，便随帮唱影地参与一下，意思意思。若并不强迫，便乐得置身度外。何况，北京那么远那么高层的政治之事，他们也看不明。谁非跟他们讲，他们特烦的，如农夫农妇烦秀才对他们宣讲“四书五经”。
这种政治冷感，是参与热忱被耗尽了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