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49年至1956年（第2页）

那么，文艺呢？

坦率地讲，我觉得，几乎是没有的。我长到七岁时，除了话语，尚未听到任何人唱过任何一首歌。没见过唱片机、收音机；没见过书和报；没见过笛子、胡琴、口琴、手风琴一类乐器；不知世上有诗、小说、戏剧和电影。总而言之，不知何为“文艺”。

文艺对我的影响，首先是审美启蒙。

我家一条褥子的褥面上，有几尾栩栩如生的金鱼；而一床被子的被面上，印有相伴而游的鸳鸯。我四五岁时，由母亲口中知道了它们叫什么，知道了金鱼是可以长期养在家里供人观赏的，而一对鸳鸯活着时是不离不弃的。

后来院里有人家搬走了，母亲将别人家不要的一张年画捡回，修裱了一番，贴在我家墙上，于是我又知道了世上有喜鹊和梅花，喜鹊登枝既有报春之意，也有报喜之意。

当年的月饼是用纸包的，结绳一面的下边，必外加一张画纸，印有抱着白兔奔月的嫦娥，于是我知道了中国有一类故事叫“神话”。

比我年龄大几岁的男孩子，当年玩一种游戏叫“扇啪唧”——一种印在纸板上的彩色的古代武将、侠士或绿林好汉的头像，并注有名字；从纸板上剪下来就是圆形的了。玩时一方将有头像的一面贴地放下，另一方以自己的一张用力“扇”于对方那张的近旁，若震动力或撞击力能使对方那张由反扣而变为正面朝上，则对方那张归自己了；若不能，自己那张就输掉了。

母亲被我央求烦了，给了哥哥一角钱，让哥哥替我买回了一板，共二十个人物头像。我没往下剪，经常看，问哥哥，于是记住了展昭、胜英、罗成、秦琼、张飞、赵云、吕布、关羽等一些名字，也知道了世上除了学生课本，还有一类书叫“小说”，内容丰富极了。于是我想，等我是学生了，识字多了，一定要看许多那样的小说。

我的眼睛在别处也经常被“奇怪”的现象所吸引——有一次哥哥带我到市里去，见一家曾经的苏联药店的玻璃上，用彩漆画着一支高脚酒杯，两条蛇身共同盘着杯，它们的颈左右挺直，头低垂，都在看杯里的什么东西。

我问哥哥药铺的玻璃上画那样的图画是什么意思？

哥哥也答不上来。

年长我六岁的哥哥，对我的困惑几乎有问必答，那次他被我问住了。

市里有家电影院叫“亚细亚电影院”，我问哥哥“亚细亚”是什么意思，他也答不上来。

我们路过一家乐器店，隔窗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中西乐器——于是我从哥哥口中知道，世上有种专由乐器发出的声音叫“音乐”。

哥哥带我进入了新华书店，我第一次看到了成排的非课本的书籍。哥哥说其中就有他说的小说，人如果一辈子不看几部文学作品，活得太遗憾了。于是我又知道了，小说的别名是“文学作品”。

我们离开书店时都有些恋恋不舍；经过乐器店时我没那种感觉——因为我的耳朵还从没听过音乐。

此后，“市里”二字对我是一个具有很大**性的概念了，我开始羡慕家在市里的孩子，不但因为他们的家住在外形都挺美观的楼房里，更因为他们与许多有趣味的事物相近。

实际上，“安字片”离市里并不远，也就三四站路而已。没有任何规定限制“安字片”的大人或孩子到市里去，是“安字片”的大人特别安于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院落里，有的大人几年也不曾带孩子到市里去一次，而我的母亲一次也没带我去过。当年的母亲们家务事多，几乎都有操不完的心，没那份闲情逸致啊！市里那些美观的楼的内部，实际上也并非多么的令人羡慕。有的楼住进了过多的中国人家，原先的格局拆除了，隔离出了更多的小房间，乱得不成体统。没厨房的人家在走廊砌灶开火，家家户户的破乱东西都往走廊堆放，谁家都想多占点儿公共空间。道外区的几条街的老旧楼房里，人家多得像蜂巢。同样没有显然的文化气息，也同样没有任何良好的文艺形态。

推而广之，全哈尔滨市，在1949年到1956年的七年里，文化气息较浓、文艺形态经常可见的地方，其实也就道里和南岗两个市中心区的有数的几条街而已——由剧场、影院、书店、博物馆体现出来。在千分甚或几千分之一的人家里，才有收音机、唱片机、书架或书橱；更少的人家里才会有某种乐器，而主人可能是专业的或曾是专业的乐器演奏者。

再推而广之，长春的情况、沈阳的情况亦基本如此。省会城市基本如此，遑论另外的城市和农村了。

可以说，在1949年到1956年的七年里，东三省的文化气息和文艺现象较别的省份要少得多。这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漫长的冬季和伪满统治时期的后遗症。

漫长的冬季使民间的民俗文化只能在春节和正月十五短短的几天里释放一下自娱自乐的能量；而在中原、南方省份，冬季并不寒冷彻骨，春天的迹象出现得早，所以各类民俗文化传统借和平年代的吉祥，在民间恢复得特别迅速。

到东北“光复”为止，所谓的“满洲国”存在的十几年中，大本营虽在长春，但贻害祸及东三省。由于它的存在，日军、伪军、特务遍布东三省，迫害的主要对象除了“抗联”人士便是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使东三省人口比例中的知识分子越来越稀少，奴化宣传也竭尽全力压制中国本土文艺芽苗的生长，文化气息的重新养成与文艺现象的重新活跃，尚需假以时日。

国民政府留下的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业俱废，百业待兴，国力薄弱，民生依然维艰，全中国的文化、文艺事业尚处于复苏阶段——“旧的”大抵被禁，“新的”尚在孵化，未成可观气候。

不但南北省份情况不同，大城市与大城市也有另当别论之点。

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文化气息的端倪最先育现，新文艺形态与旧文艺种类已呈初步的竞争态势。在以上大城市，几乎所有的舞厅每日爆满。舞曲声经常通宵达旦。高档的舞厅里出现各级干部的身影已成司空见惯之事，在条件一般的舞厅里，大学生和中青年工人往往成为常客——一半多的他们的另一种身份是学生干部、工人干部或负有“特殊任务”的人。

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中的中青年代表人物，不论是干部、在校生，还是在各行各业受到栽培和重用者，似乎不约而同地爱好起同一种文娱活动来——交谊舞。从前，它曾被指斥为勾肩搭背、男女关系暧昧之极的资产阶级生活内容之一。在有的大学、政府机关和文化单位，周末舞会几成惯例，没举行反倒是怪事。甚至，工会、党支部和团组织负责人，还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参加。似乎，伴着优美的舞曲，衣着精致的中青年男女面面相对、翩翩起舞，最能表达革命终于胜利了的喜悦。

在全中国的大城市尤其是南方的大城市里，蔚然成风的交谊舞现象与后来成为全国城市一景的广播体操现象可有一比。此种情况在东三省的大小城市亦如此，于是从南到北的城市里产生了些是“革命人”的舞皇、舞后和舞厅王子，受舞风“吹拂”，连工厂里也因地制宜，举办工人舞会，极受青年工人欢迎。相映成趣的是，在上海、南京、广州等舞风长久的大城市，往昔名噪一时的舞场佼佼者，尤其既是名媛、交际花又是舞后的“旧女性”，皆在工厂或农村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使之成为热爱工农业劳动和工农大众的“新人”。这似乎体现着一种自豪感颇强的逻辑——现在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了，舞台、舞厅是我们的了，我们不跳谁跳？我们不占领谁占领？让资产阶级的男女该干吗干吗去吧！并且，在“革命人”看来，往昔那些舞厅常客、红人，确有应被改造为“新人”的必要，那也是挽救他们，为他们好。一年多以后，中央有关部门下达“红头文件”，对“舞风”进行了严格限制，党团干部出现在非工会组织的舞厅，被视为违纪了。

然而若以为在七年中只有跳交谊舞是文艺现象，则又大错特错了。归纳起来，七年中有以下重大运动，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文化的性质或文艺的色彩。

“扫盲”运动

我这一代底层人家儿女的父母大抵是文盲。1952年城市开展“扫盲”运动，家庭妇女也是重点扫盲对象。我的母亲便有识字课本了，此前我已见到过我哥哥的课本，知道自己以后也必会有，并不好奇。

母亲的识字课本中的一篇课文，我至今仍记得几句，因为听母亲在家背过，是：

人有两件宝，

双手和大脑。

双手会做工，

大脑会思考。

我觉得，那真是一篇编得很有水平的识字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