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1页）

第五章1977年至1990年

复旦毕业到北影厂

我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时间是1977年7月中旬。

5月，上海召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较大规模的座谈会，二百余人，会期两天半。复旦大学创作专业分得一个名额——学校给了中文系，中文系给了创作专业，老师们决定由我代表专业参加。

按以往情况，纪念周年“逢五小庆，逢十大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1943年，非“五”非“十”，相当隆重地举行分十几个座谈会场的座谈会，且要开上两天半，不同寻常。

过后，一种看法是，向社会释放信息——今后之中国，仍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另一种看法是，向社会广而告之——中国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一切将与从前不同，不同将首先自文艺界始。

确实，粉碎“四人帮”才半年多，那次会开得令人费思量。

我一向头脑简单，之前和过后都不思量，只当是一次文艺盛会，觉得荣幸。

我所在的一组，成员皆为我所敬仰的文艺前辈——巴金、黄佐临、施存蜇、师陀、吴强、茹志鹃、黄宗英等十二三人。有些人的名字，我此前根本没听说过，也没读过他们的作品，如施存蜇、师陀。

我们那一组发言不踊跃，气氛沉闷，显然都心有思量，也有顾虑，使轮番主持讨论会的茹志鹃老师和黄宗英老师很犯难——她们二人都是从“生活基地”赶回上海的，除了谈深入生活的体会，话也不多。据说，某些“文革”中“写作班子”的成员也在别的组里。

我作为讨论会的小组记录员很为难，每次几乎只交白纸——当时，不少文艺界人士还在劳改或在狱中呢——赵丹便是。

一天上午的大会发言，主调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仍是中国文艺工作永不偏离方向的灯塔，多为表态性质。

有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在发言中提到了茹志鹃老师的《百合花》，认为——像那样“小资产阶级情调浓重的作品，一旦出现，仍须批判，防微杜渐”云云。

《百合花》是我喜欢的短篇，“文革”前曾收录在我们哈尔滨的中学语文课本中，记得我的语文老师庞颖讲那一篇课文时声情并茂，投入得很。而我们读时，也都不禁轻声细语，沉浸其中。

于是我作了唯一的一次发言，颇为激动，主要内容是——文学作品当然是有情调的。文学作品的情调，以美或不美为界限之一。美的，就是健康的，好的。请问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的情调？谁能说得明明白白？如果谁都难下结论，又凭什么认为这一篇文学作品的情调是无产阶级的，而那一篇文学作品的情调是小资产阶级的？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部小说中，保尔的革命引路人丽达就曾严肃地批评过他——不要以为革命者就只是骑着战马，挥舞战刀，高喊“冲啊！”“乌拉！”的人。文学是人学，人的感情表达方式千差万别，文学作品的情调当然也不能千篇一律。《红灯记》《杜鹃山》《海港》《龙江颂》里的党支部书记都是丈夫在外的女人，这正常吗？……

没人打断我的话，皆肃默听之。

当时茹志鹃老师因开小组长会议不在场。

黄宗英老师说：“同学，你自己不要将自己的发言写在记录中了吧？”

我说：“我正要那样！”

吃午饭时，茹志鹃老师出现了，已有人将我的发言“传达”给她了。

她悄悄对我说：“听我的话，就不要自己往记录里写了，啊！”

我表示服从。

黄佐临插了一句话：“他还真像我小女儿说的那样。”

茹志鹃老师奇怪地问：“你小女儿怎么会认识他呢？”

我说：“她是‘杂技学馆’的辅导员老师，我在‘杂技学馆’深入生活过一年。”

实际上，我与黄佐临的小女儿已是朋友，但直到那时，我还没主动与黄佐临说过一句话，却替他盛过汤了。

会议结束时，茹志鹃和黄宗英都主动给我留下了她们家中的电话号码，说如果我留上海了，欢迎我常到她们二位家中做客。

6月，我受中文系同学委托，约请她们到系里开展一次讲座——茹志鹃老师在乡下，黄宗英老师爽快答应。

她的讲座很受同学欢迎，外系的同学也到场不少，二百多个座位的最大教室挤入了三百多名学生，两旁过道水泄不通，门外也站了几十名同学。她娓娓道来，同学们听得聚精会神，两个多小时内无离去者——在我工农兵学员的大学经历中，那是第一次听到与“三突出”创作原则迥然不同的创作经验。所谓“三突出”创作原则，即在各种矛盾中必须突出阶级斗争这一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群体中突出一号英雄人物。客观而论，这也不失为一种创作经验，《三国演义》《水浒传》都体现了这一经验，尽管其中“英雄”并非“无产阶级英雄”。再论起来，虽属经验，专利也不能归样板戏；古已存之，洋亦用之。奉为金科玉律，遂成教条。刻意为之，于是矫情——《海港》是十分矫情的；《龙江颂》也是十分矫情的——码头上一名青年搬运工不安心工作，想要更好的人生，党支部书记与这样的青年工人之间，有什么阶级斗争可言呢？上升到海港码头，连着世界革命的高度，就真能使韩小强从此热爱起工作来了吗？——闹水灾了，一部分村民不乐意决堤淹了自己的家园，有情绪，这不是挺正常吗？也非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还要揪出一个老地主示众，都以这等经验作为“样板”，中国的文艺还有看头吗？就说样板戏中最具经典性的《沙家浜》吧，郭建光是一号人物，还是阿庆嫂是一号人物？若阿庆嫂是，那么武装斗争是主线，还是地下斗争是主线？“文革”中不是批杨子荣是个人英雄主义典型吗？怎么改成了“样板戏”，个人英雄主义典型就成了最“三突出”的“样板”了呢？岂不是此一时彼一时，怎么说怎么有理吗？——如上不以为然，早已在同学之间私议纷纷了。聆听非“三突出”的、纯粹个人的而非神圣统一的创作经验，起码是同学们不反感的。

7月，我毕业，分配的单位是文化部。

出北京站，面对车水马龙，晕头转向。好在兜里有一名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家的地址，投奔之，是夜宿其家。

第二天去文化部报到，一位接待我的中年女同志很惊讶——因为9月初才是正式报到日，之前仍可享受学生暑假。

她劝我还是先回哈尔滨探家为好。

我说：“不行，我已没钱买回哈尔滨的车票了。”

她也替我发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