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4页）
黄院长迫不及待而又当仁不让地高举起手。
蒋副主席点点头：“黄院长，请吧！”
黄院长扬了扬手中材料：“看法基本都在其中了，也早已分送给各位了。事情，是李一泓委员发现的。刚才蒋副主席说‘幸而’，我认为千幸万幸，首先是‘幸而’李一泓委员偶尔发现的，否则，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但，某一件恶劣的事，发现是一回事，认识是另外一回事。这就需要认识水平高的人，进一步总杨亦柳在材料背面写了几个字推给李一泓看，并在他耳边悄语：“真受不了！”
李一泓见她写的是“又开始冒充思想家！”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上了那一行字，并下意识地看左右两边的人们，却没谁注意他和杨亦柳的小动作，每一个人都在看着黄院长，颇认真地听他的率先发言。
黄院长很有**，侃侃而谈：“那么，伪劣大米的事件，能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呢？我认为，第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对农民太心慈，太手软了！诸位，我们今天在市场上还能买到多少种吃起来放心的食物呢？饭店，我们各自家里的饭桌，已经成为损害我们健康的陷阱了！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普遍担心的大问题。可哪一级政府采取过什么一劳永逸的措施吗？需要理由，需要采取铁腕和强有力措施的理由！现在，对于我们这个市，理由终于有了！
李一泓委员儿子的家被非法加工伪劣大米的农民们报复性地捣毁了！这还了得！
李一泓同志不是一般人嘛！是我们政协的一位委员啊！所以我建议，抓住理由，重拳出击！政府、公安、法院，三方面形成合力，采取组合拳，教训教训那些刁民，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以儆效尤！我抛砖引玉，先说到这儿。”
“黄院长，你因为盖养老院和被占地农民之间的官司了结了吗？”杨亦柳突然问。
“还在打呢！我就不信，最终我黄礼学会输给那些刁民！”
“难怪你一谈到农民气不打一处来！你刚才的发言未免太过于情绪化了吧？”
黄院长尴尬地说：“你看你，往我那件事情上扯什么呢？别扭转大方向啊！”
这时委员甲说：“我也谈谈我的看法吧，李一泓同志，你能确定，砸窗子的那些人———姑且允许我认为是一些人吧———他们肯定都是农民吗？”
李一泓正用铅笔涂杨亦柳所写的那行字，而且已经涂成了一只黑黑的猪崽。
听了对方的问话，他望着对方摇摇头。
委员甲接着说：“那么，我想，我们最好还是把伪劣大米的事件分解为两件事来看待的好。第一件事是，在我们市，不少村子里的农民卷入了一桩加工、销售伪劣大米的事件。对于这件事，我个人的态度是，重在教育，而不要动不动就主张教训。我们政协委员向政府提出建议时，包括怎样对待民众的恶劣行为时，都尽量不用‘教训’这样刺激性的词句为好。第二，有人砸了李一泓委员的儿子家的窗，这件事怎么处理好，我看我们首先应该听听李一泓同志的想法……”
众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李一泓，黄院长又扬了扬材料：“他的想法能和我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上边署的是我们两人的名字，我刚才的话，那也是在为他伸张正义，讨一个公道嘛！”
未发呢！”杨亦柳把目光转向市长和书记，“李市长，王书记，也包括您两位吧？”
李市长和王书记点头，同时都微笑着将目光望向李一泓。
李一泓说：“那我就也发发言。这会儿我头脑里挺乱，可能也理不清个条理。
李市长，王书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是新委员，比起他们诸位，新得不可能再新。再加上我思想认识水平低，话语中有什么不当之处，还望两位领导多多包涵……”
李市长望着他说：“作为本市市长，我也够新的，才来了三个多月，彼此彼此。”
李一泓看了看众人，说：“这几年，对于我们市，我一直有点儿困惑。按说，我们市是一个穷市。我想，穷市嘛，它所需要的一把手，那更应该具有一种扎根的精神，脚踏实地干满一两届，才能为一方百姓留下某些福祉是吧？可情况恰恰相反，有人来了，没当多久市长，做了一两件雷声大、雨点儿小的事，一拍屁股，走了。据说高升了。有的人来了，没当多久书记，也那样。好像我们这个穷市，成了一个专供当干部的人‘锻炼一下’的地方。当干部的人上进心强，这我理解。可作为一个穷市，它也有它的上进心，那么谁来理解它的上进心呢？而它的上进心，其实就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所以，市长、书记，我斗胆相问，你们要在本市干多久？你们要是也和前边的人一样，我想，那我下边的话说不说都没意思了……”
气氛顿时凝重，市长和书记对视一眼，他们都从对方眼里读懂一句话：这个李一泓可不简单！
王书记说：“问得好。趁此机会，我也给各位委员交个底儿———李市长来时，省委组织部门是找他谈过话的，要求他必得连任两届。如果他有负众望，一届任满，下届干脆落选，另当别论。我调来之前，省委组织部门也找我谈过话了，要求我至少把五六年人生固定在此地。为了改变这个市的落后面貌，我们都是写了决心书的。李一泓同志，你下边的话，可以继续说下去了吧……”
李一泓满意地说：“那，我接着说。昨天我回到家里，刚一坐稳，我的小女儿就告诉我，她嫂子由于受到惊吓，流产了……”
会议室里一阵沉寂，李一泓接着说：“今天早晨，我的大女儿来到了我家里，对我砰砰嘭嘭来了一通，说的话和礼学同志的话差不多，我是政协委员不是普通人啊，对于刁民要给点儿颜色看看啊，甚至还说，谁家的人砸了她哥家的窗，惊吓了她嫂子，那就得让谁赔得倾家**产……我训斥了我大女儿。现在我也要向大家声明，礼学同志的材料，到会场以前，我还没看到过呢。虽然署着我们二人的名字，但是其中某些对我市农民的看法我并不同意。礼学，你刚才的发言，我也“一泓，你、你怎么这么说话？”黄院长抗议。
“礼学，请你再别打断我啊！在这种地方，这种场合，我才这么说话。我在平时别的场合，跟别的人们，一向还不这么说话是不是？这不正是一个应该有话明说的场合吗？昨天夜里我只睡了几个小时，想了些问题。我这人以前睡眠情况很好，头脑也比较简单，不想那么多与己无关的事。可自从我当了政协委员，觉得有些问题开始与自己有关了，想要不想都不能够了。除了这一点我觉得我和以前不太一样，其他方面我没觉得自己不普通了。有些人，当政协委员以前就很不普通，有些人，当政协委员以后才变得似乎不普通了。我呢，肯定是一个当了政协委员以后也还是很普通的人……”
听了李一泓的这番话，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又都很想听李一泓继续说下去。
“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我们市的农民问题。省城的人常说，他们三代以上都是农民。而我们这个市里的人，十之六七两代以上就是农民。二十年以前，市里不过才十几万人口。现在呢，八十余万了。还不都是由农民变成的城市人口？
我们说我们市穷，穷在哪儿？就城市论城市，不比全省别的市的面貌差多少，还不是穷在农村，穷在农民？一个市，一个省，一个国家，如果说富了，那得连农村和农民的生活都富裕了，才算真的富了。我们国家有八九亿农民呢，闭上眼睛，假装看不到一些贫穷农村的贫穷农民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那样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再多又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市，就是一个长期以来很不关心农村和农民情况的市！从前，连土地上该种什么，都要由干部说了算。一级一级往下压，不听话就不是好农民。被认为不是好农民了，不是就要大加教训吗？教训而又不服，不是往往就要给颜色看的吗？后来呢，分田到户了，土地上种什么，农民自己可以做主了。可有的干部，还不习惯于让农民做主，还习惯于指手画脚。结果呢，到了秋季，收成不好，农民不干了，说当初你们动员我们种的，干部和政府就成了被告。现在呢，干部们倒是吸取教训了，大撒手，干脆不闻不问了。起码的关注都没有了，更谈不上关心了。所以，连离我们城市不远的农村，农民忽然不种麦子了，改种水稻了，许许多多的干部都看在眼里了，都知道的，却没有一位干部提出疑问———那里的土地适合种水稻吗？认为农民的事，概由农民自己负责了嘛！但如果党中央国务院也这么想的话，还会提出城市反哺农村的问题吗？还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写入最新的五年计划吗？这难道不是感情差距吗？正因为存在着这一种差距，伪劣的水稻种子就流贩到我们市的农村去了。农民买了，种了，上当了。接着唯利是图者们又来了，教农民们怎样怎样，次大米也可以变成好大米。于是，许多农民兄弟，就卷入到伪劣大米事件中了……”
很无辜喽？完全是受害者喽？不知道他们的做法是在坑人喽？你是不是因为你儿子也卷入了才这么说啊！”黄院长插嘴道。
“不错，我儿子也卷入了。我儿子，他不呆不痴，不至于别人怎么教就怎么信。他后来当然也清楚他的做法那是骗人坑人。可是在我的批评教育之下，他认错了。和别的那些农民比起来，他不好也不坏。如果他还算不上是什么刁民，别的那些农民也不是。既然他经过批评教育承认自己错了，我相信别的农民也会认错的。所以我最后的态度是———伪劣大米事件，这是一个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机会，而不是一个教训的机会。”
李市长问：“你认为，以什么方式进行教育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