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谁识法度（第3页）

保正缘何养贼曹，押司纵贼罪难逃。须知守法清名重，莫谓通情义气高。

爵固畏鹯能害爵，猫如伴鼠岂成猫。空持刀笔称文吏，羞说当年汉相萧。

晁盖是乡里保正，保正乃一保之长，负责一乡的治安等，可是这个晁保正却在家里养起了贼曹；宋江是押司，押司是办理有关狱讼文书的吏员，可是这个宋押司却纵贼逃脱法网。猫与老鼠做朋友了，猫还能叫猫吗？所以，作者感叹：守法清名要看重，江湖义气要不得啊！

又有一诗讽刺朱仝：

捕盗如何与盗通，只因仁义动其衷。都头已自开生路，观察焉能建大功。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这两首小诗太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了，但它确实指出了一个事实：从晁保正，到宋押司，到朱都头，这些地方上到县级的治安人员，都玩忽职守，官匪勾结。更糟糕的是，他们这样做，并不觉得自己是错的，反而觉得自己够哥们儿，够义气，是好汉。

如果从梁山事业上来看，没有宋江，没有朱仝，就没有晁盖等人上梁山；没有晁盖等人上梁山，就不会有后来梁山的事业。所以，站在梁山的立场上，我们也可以说，宋江确实是梁山的始作俑者，是梁山事业的开创者。

梁山事业从此蒸蒸日上，红红火火，这是谁之功？

答案是：宋江、朱仝。

换一个角度，梁山从此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这是谁之罪？答案也是：宋江、朱仝。

这些都是下级胥吏、江湖游人、普通百姓。朝廷命官又怎样呢？

县令时文彬，是被《水浒传》作者特别称赞的好官，说他是“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乃是一个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就是这样的好官，为了他要好的宋江，一再拖延抓捕，甚至蓄意移花接木，嫁祸于唐牛儿。在他眼里，国法的尊严又何在？

我们在读《水浒传》的时候，因为我们站在宋江一边，希望宋江逃脱法律的惩罚，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县令真好。但是，从阎婆的立场上，从无辜的唐牛儿的立场上来看，这个县令又怎样呢？

试问，堂堂大宋，谁还在信任法律，谁还在遵守法律，谁还在依法办事？

受害者冤沉大海，加害者逍遥法外这个国家怎么了？这个朝廷怎么了？为什么总是轻易地就让人放弃了对它的忠诚？

事实上，当朝廷被蔡京、高俅一伙把持的时候，朝廷就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了道德的高度。一个没有了道德高度的朝廷，无法维持人们对它的基本忠诚。

而当人们因为蔡京、高俅而迁怒于朝廷的时候，国家的权威就承受了巨大的损害。而国家权威的丧失，人们对法律权威的漠视，又反过来损害了所有国民的利益。

这是一个怪圈。

这很糟，但还有更糟的。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宋朝，整个封建社会都是如此。

《水浒传》反映的，是古代中国的普遍情形。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还有更糟的，不守法度的不仅仅是我们上面列举到的小说中的种种人。《水浒传》作者也是这样的观念。他对这些不守法度的人和不守法度的现象，不是批判，而是赞赏！

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也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还有更糟的。不仅《水浒传》作者是这样，《水浒传》读者也是这样！

从古至今的广大的《水浒传》读者，对这些不守法度的人和不守法度的现象，不是否定，而是赞赏！

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具有比较完备的刑法和民法的国家。

但是，我们从《水浒传》及其衍生的种种文化现象中悲哀地发现，如此漫长的法制历史，却没有培养出国民对于法律的基本信仰。为什么？

因为权力。在中国古代，权力才是中国封建社会真正的操控者。

是权力决定百姓的生死，决定官员的升迁，决定官司的输赢。

而不是规则，不是法律。

于是，大家一致崇拜权力，服从权力，依照潜规则办事！

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两场大案里面，真正的罪犯，一个也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们全部逃脱了。晁盖等人跑了，连已经被捕归案的白日鼠白胜也被吴用使银子救了出来。宋江也跑了。

这充分说明，法律是可以规避的，就看你是否付得起逃避法律的各类成本。比如用来打点和行贿的钱财，人际关系成本，等等。

晁盖付得起这个成本，他有宋江、朱仝、雷横等人情资本。所以，他逃脱了法律的惩罚。

宋江付得起这个成本，除了他平时用银子积累起来的人际关系成本外，他对朱仝说：“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长维持。金帛使用，只顾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