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实践论解读（第3页）

第三，在人们实际的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总是相互渗透、互相包含的，二者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感性认识中有理性认识，因为人们的感性认识总是在以往获得的理性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人们在感性的认识活动中所获得的感性认识，必然是带有理性认识因素的感性认识。例如，专业的歌手在听到同伴演唱时，可以感觉到同伴的演唱水平和状态，而一般听众则无法感觉到这些信息。另一方面，理性认识中同样有感性认识的因素。这是因为任何理性认识，都是面对具体的感性的认识对象，从关于它的感性认识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因此它难免保留着关于这些认识对象的某些感性形象，因而在人们的理性思维活动中这些感性形象总是伴随着思维活动再现出来。而且，在理性认识阶段，人们还会继续获得新的感性材料，理性阶段中有感性活动的继续。

关于真理及其发展的辩证法

真理是主观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一旦获得就一劳永逸的认识结论，真理是一个辩证运动着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四

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26]任何真理都既有相对性，又有绝对性，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的、有机的统一。我们通常所说的真理，既包括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关于无限的物质世界中的特定事物的真理，又包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关于无限物质世界的真理总体，也包括超越整个历史的、无限发展着的关于无限物质世界的真理总体。无论在上述哪一种情况下，真理都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

真理的相对性是指它的有条件性、有限性。首先，真理所反映的对象是有条件的、有限的。任何真理由于都会受到人类实践水平和范围以及认识能力的限制，因而它所反映的对象是有限的，它只能是对无限的物质世界发展的某一阶段、某一方面、某一层次的认识，不可能是对无限物质世界整体的认识。这是真理在广度上的有条件性、有限性。其次，真理反映客观对象的正确程度也是有条件的、有限的。任何特定的真理，不仅它所反映的对象在范围上是有限的，而且它反映对象时的正确程度也是有限的。虽然任何真理都必然是对认识对象的正确反映，否则它就不是真理，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任何真理对认识对象的反映只能是相对正确的，即在认识的深刻程度上、精确度上都是有限的，或者是近似的。这是真理在深度上的有条件性、有限性。列宁曾经就真理的有条件性和有限性明确指出：“人不能完全地把握＝反映＝描绘整个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总体’，人只能通过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景等等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27]也就是说，任何真理都只能是主观对客观事物近似正确即相对正确的反映。

真理的绝对性是指它的无条件性、无限性。任何真理在具有相对性的同时，又具有绝对性，即无条件性、无限性。首先，任何真理都必然包含着同客观对象相符合的客观内容，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无条件的。虽然任何真理不可避免地总是对认识对象的相对正确的反映，但它之所以能被认为是真理，就在于它必然具有与认识对象相符合的内容，它可以在实践中起着指导实践并促成实践获得成功的作用，因而它必然包含着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客观内容。真理的这一性质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否则就不能被认为是真理。其次，每一个真理的获得，都是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接近，这也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任何真理都在它对有限的认识对象的反映中，同时包含着对无限的物质世界的认识。

由于无限的物质世界并不是与有限的具体事物无关的一种存在，它是存在于有限的具体事物之中的，它的各种本质或规律是通过具体事物表现出来的。因此，对有限的具体事物的认识，同时也是对无限的物质世界的一种认识。恩格斯说：“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28]人们对绝对的、永恒的、无限的物质世界的认识，正是通过对相对的、暂时的、有限的具体事物的认识来实现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断言任何具有相对意义的真理，同时也必然包含着绝对性。最后，任何真理就其发展来说，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是无限的、无条件的，这一点是绝对的，这同样是真理绝对性的表现。虽然人类关于无限的物质世界的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有限的、有条件的，然而，由于人类的实践水平和实践范围、人类的认识能力都是不断发展着的，因而真理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永恒地、无限地、无条件地发展的。

《实践论》：作为实践哲学的方法论意义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哲学著作。只有把《实践论》与《矛盾论》理解为实践形态的哲学，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不是哲学史上的那些哲学的鸿篇巨制，而是仅仅只有几万字的《实践论》与《矛盾论》，才能够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在现代中国的革命中发挥了那样巨大的作用。

这使我们想起了年轻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9]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能够说服并掌握群众、抓住事物根本的彻底的理论，并最终变成了变革中国社会、变革世界的具有巨大物质力量的实践哲学。

五

《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基本价值和深远意义，在于它以创造性的理论意识和思想智慧，为中国共产党人创制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描绘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蓝图，确立了现代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形态。

就《实践论》而言，这一哲学逻辑和理论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创造性地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清醒、坚决而有力地拒绝、批判和破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及其危害。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毛泽东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理解中国革命、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论框架，也是我们今天解读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现代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形态的一个经典性的哲学范式。

因为知与行、理论与实践只有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才能达到真正的和现实的有机统一。而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要害问题或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都同样割裂了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是在1937年的《实践论》中加以全面、系统的哲学论证的。但如果回顾毛泽东在建党之后到写作《实践论》这一时期的著作，我们就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逻辑线索：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已经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之中了。

为什么还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毛泽东就在认真阅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同时，更重视去实际地考察和研究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一系列面向中国实际的光辉著作？为什么在写作上述著作的同时，毛泽东还写出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反对本本主义》（1930）等批评和破除党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潮的著作？从所列出来的这些长长的书单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一个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逻辑么？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就在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么？

如果脱离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37年这一阶段的基本历史背景，如果不去阅读、理解和研究毛泽东在这一阶段进行理论创作之实践指向的基本逻辑，我们就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把他的著作鲜明地命名为《实践论》，我们也就不能把握为什么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成为他的著作的核心问题了。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实践论》中如此看重并引用了斯大林的如下文字：“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30]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系统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突出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实践论》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为中心，深刻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鲜明地强调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它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论证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依据，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揭露了党内狭隘的经验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危害，从哲学高度深入总结、概括和反思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入阐明了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指出只有实践才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实践论》以此为前提，深刻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深刻阐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突出强调了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强调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36]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37]。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应对、批判和破除党内存在的严重的主观主义，这一挑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尤为严峻。我们之所以在革命、建设过程中曾经犯过错误，就是没有做到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没有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割裂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就会导致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或存在形态。从认识论上看，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犹如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

两种主观片面论观念。

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认识论根源，是他们都无法理解认识发展的辩证本性，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过程，孤立地、绝对地、片面地看问题，从而使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从而成为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的主观主义者。

在重点解剖、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毛泽东还严厉批判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与危害。

与教条主义者相反，经验主义者认为只有感性认识才是真实可靠的知识，而理性认识是脱离了具体事物的空洞的不可靠的东西。

他们不理解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重要性，不理解理论对实践的巨大的能动作用，不愿意认真学习和钻研书本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而仅仅满足于自己狭隘的零碎的感性经验，看不到或否认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经验主义者由于缺乏或拒绝理性思维和理论观念的培育、锻造和训练，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而没有通观全局的理性能力，没有高瞻远瞩的理论眼光，从而也就提不出逻辑清晰、思路缜密的战略与策略、计划和方案。

这样的经验主义者如果指导革命，也会与教条主义者一样，提不出既高屋建瓴又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做不到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升到理论形态，因而同样会把革命引向错误的失败道路。

《实践论》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批判、破除和战胜作为主观主义之表现形态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武器。这个武器，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富有生命力的、在现代世界的生活与实践中仍然必须加以发扬光大的哲学精髓，就是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就是坚持和实践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论》同《矛盾论》一道，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实践哲学。

【本章注释】

[1]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中，谆谆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可谓深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哲学的精髓，深得毛泽东实践哲学的要义，是对改革开放时代依然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针见血、击中要害的批判。

[2]赵永茂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第297页。

[4]李琪：《〈实践论〉解释〈矛盾论〉浅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