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糖语 姑苏旧梦的女性记忆（第1页）

四月的苏州，连雨都是温柔的。细雨如丝，轻轻飘洒在白墙黛瓦之间，将整座古城浸润成一副淡雅的水墨画。孟予安和苏晓从修复工作室出来时，天色已是黄昏，雨刚刚停歇，青石板路湿漉漉地反射着天光，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植物的清新气息。

“沈清言说，沿着这条临江小路往前走，有一家老字号的苏州甜品店，开了快五十年了。”孟予安看着手机上的地图导航，“她说那是她小时候常去的地方，店主是个老奶奶，做的传统甜品特别地道。”

苏晓点点头，她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的棉麻衬衫，外搭米白色针织开衫，与苏州的温婉气质很是相衬：“正好有点饿了，去尝尝看。”

两人沿着平江路往北走，拐进一条更窄的小巷。巷子的一侧是斑驳的白墙，墙上爬满了常青藤；另一侧则是临河的栏杆，可以看见缓缓流淌的平江河，以及河对岸的人家。

走了约莫十分钟，在巷子深处，她们看到了那家店——门面极小，只有一扇木门和一个小小的玻璃橱窗。门楣上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上面用楷书写着“沈氏糖水”四个字。橱窗里摆着几样甜品：桂花糖藕、薄荷糕、定胜糕、还有一碗碗晶莹剔透的糖水，上面飘着几朵桂花。

推开木门，门上的铜铃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店里空间不大，只有四张小方桌，每桌配两把竹椅。墙壁是裸露的砖墙，刷了一层白灰，上面挂着几幅老照片：苏州园林的黑白照、评弹表演的剧照、还有一张全家福。最引人注目的是靠墙的一个老式玻璃柜，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制作甜品的模具和工具。

“欢迎光临。”一个温和的声音从里间传来。

一位老奶奶慢慢走出来。她约莫七十多岁，头发银白，在脑后挽成一个整齐的发髻，用一支木簪固定。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布褂子，外面系着一条素色的围裙，围裙上绣着几朵淡雅的兰花。她的面容清瘦，皱纹如苏州园林中的假山石纹，层层叠叠，却自有一种岁月沉淀的从容与优雅。

“两位姑娘，想吃点什么？”老奶奶微笑着问，声音轻柔，带着苏州方言特有的软糯。

孟予安和苏晓点了桂花糖藕、薄荷糕、两碗赤豆小圆子，又要了一壶碧螺春。老奶奶点点头，转身进了里间准备。透过半开的布帘，可以看见一个小小的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灶台上冒着热气。

等待的时候，孟予安仔细看着墙上的老照片。那张全家福尤为引人注目：照片上是年轻时的老奶奶和她的家人，背景似乎是这家小店的门前。老奶奶那时约莫二十出头，梳着两条长辫子，穿着碎花衬衫，笑容灿烂。她身边站着一位戴眼镜的年轻男子，手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

“那是五十年前拍的了。”老奶奶端着托盘走出来，看到孟予安在看照片，便轻声说道，“那个是我丈夫，当时我们刚结婚两年。手里抱着的是我女儿。”

她把甜品一样样放在桌上。桂花糖藕切片摆成莲花状，淋着琥珀色的糖浆，撒着金色的桂花；薄荷糕碧绿通透，切成菱形小块，散发着清凉的香气；赤豆小圆子盛在青瓷碗里，红白相间，热气腾腾。

“您一个人经营这家店吗？”苏晓问。

“是啊，三十多年了。”老奶奶在旁边的竹椅上坐下，动作缓慢但稳当，“我丈夫走得早，女儿在外地工作。我一个人守着这家店，倒也清静。”

孟予安尝了一口桂花糖藕。藕片软糯，糖浆甜而不腻，桂花的香气在口中萦绕，是一种朴素而温暖的美味。

“真好吃。”她由衷地说，“和我之前在餐馆吃到的很不一样。”

老奶奶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餐馆用的是工业糖浆，我做的是古法熬糖。要用冰糖慢慢熬，火候要掌握好，太早太晚都不行。桂花也不是随便撒的，要选秋天的金桂，晒干后用蜂蜜渍过，才能有这样的香气。”

她又指着薄荷糕：“这个的薄荷也不是香精，是我自己种的薄荷叶，捣碎取汁，和糯米粉一起蒸。夏天吃最解暑。”

苏晓尝了一块薄荷糕，清凉的口感确实与众不同：“这些手艺都是您自学的吗？”

“有的是跟我母亲学的，有的是跟我婆婆学的。”老奶奶说，“我母亲是苏州本地人，做得一手好点心。我婆婆是扬州人，扬州点心更有名。我嫁给沈家后，婆婆把手艺都传给了我。”

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追忆：“说起来，我学做甜品，最开始是为了哄我女儿。她小时候身体不好，总是哭闹，我就变着花样给她做各种甜点。她最喜欢吃我做的赤豆小圆子，说吃了心里就甜甜的，不难受了。”

孟予安心中一动：“您女儿现在还在苏州吗？”

“在上海，做设计师。”老奶奶的语气中有骄傲，也有一丝落寞，“她工作忙，一年回不来几次。每次都匆匆来匆匆走，连坐下好好吃碗糖水的时间都没有。”

她起身去添茶，背影有些佝偻。孟予安和苏晓对视一眼，都感到一种复杂的情绪——这位老奶奶的手艺如此精湛，她的甜品承载着家族记忆和个人情感，但她的传人却不在身边，这门手艺可能会随着她的老去而消失。

茶添好了，老奶奶重新坐下。窗外的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巷子里的路灯一盏盏亮起，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投下昏黄的光晕。店里没有其他客人，只有她们三人，以及空气中弥漫的甜香和茶香。

“奶奶，您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孟予安轻声问。

“四十八年。”老奶奶不假思索地回答，“1975年开的，那时我二十七岁。”

“为什么想开甜品店呢？”苏晓好奇地问。

老奶奶沉默了一会儿，目光投向窗外流淌的河水，仿佛在回溯漫长的时光。然后，她缓缓开口，讲述了一个属于她的时代故事。

“我出生在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家原本是苏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开绸缎庄的。但你们知道，五十年代后期，私营工商业改造，我家的铺子没了，父亲去了工厂当工人。”

“我小时候还过过几年好日子，记得家里的庭院，母亲穿的旗袍，过年时满桌的点心。。。但很快就什么都没有了。六六年，我十六岁，赶上□□开始。父亲被批斗，说他‘资本家余孽’；母亲藏起来的旗袍和首饰被翻出来烧掉；我上到高一就辍学了，被分配到郊区的纺织厂当女工。”

老奶奶的语气平静，但孟予安能想象那个年代的动荡与创伤。她想起了自己研究的明代女性——虽然时代不同，但女性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命运往往有相似之处：她们的个人选择常常被大时代的洪流裹挟。

“在纺织厂，我认识了我丈夫，沈文渊。”说到丈夫的名字时，老奶奶的声音柔和了许多，“他是厂里的技术员，上海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下放到苏州。我们恋爱了，但那时谈恋爱不像现在这么自由，要经过组织批准，要考虑政治影响。。。”

她顿了顿，喝了口茶：“但我们还是结婚了，1973年。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只是去登记了一下，请了几个要好的同事吃了顿饭。我母亲偷偷给我做了一身红衣裳，我婆婆——当时还在扬州——托人捎来一盒扬州点心，那就是我们的‘喜糖’。”

“婚后第二年，我怀孕了。但那时物资匮乏，买什么都凭票，营养品更是难求。我丈夫就想办法，用他微薄的工资买些红糖、糯米、红豆，自己学着给我做甜点补身体。他一个上海男人，以前连厨房都没进过，但为了我，一点一点学。”

老奶奶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温柔的笑意：“他做的第一碗赤豆小圆子，红豆没煮烂，小圆子有的生有的熟，糖也放多了，甜得发苦。但我吃着，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女儿出生后，我们的日子更紧了。厂里工资低，还要养孩子，常常捉襟见肘。1975年，我丈夫的一个朋友偷偷做小生意被举报，判了劳教。我们吓坏了，但也意识到，光靠工资活不下去。于是我们商量，能不能也做点小生意——但要做得隐蔽，不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