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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回响(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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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晚舟今天下午没课。她本该利用这个时间批改作文,或者准备明天的公开课课件。但她现在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抽屉里那两张纸像两块烙铁,烫得她坐立不安。

她起身,走到饮水机旁接水。经过苏念的座位时,她放慢了脚步。

“苏老师。”她轻声唤道。

苏念猛地抬起头,眼眶通红,鼻尖也是红的。她慌乱地擦了擦眼睛,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林、林老师。”

“你……”林晚舟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却发现语言如此苍白。她想起宋归路那双平静的眼睛,想起那句“如何识别压力并与它相处”。理论总是完美的,可现实呢?

“我没事。”苏念抢在她前面说,声音还有些哽咽,“方级长都跟我说了,是学生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我会调整教学方法的,可能确实讲得太快了。”

她越是这样说,林晚舟心里越难受。这个刚出校园的女孩,正在迅速学会教师生存的第一课:出现问题,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受到委屈,要先反思是不是自己不够好。

“苏念,”林晚舟在她旁边的空椅子上坐下,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我看了你之前的教案,设计得很用心。初中数学的代数部分确实比较抽象,学生理解需要过程,不是你的问题。”

苏念的眼泪又涌了上来,她赶紧低头掩饰:“谢谢林老师。我就是……就是觉得憋屈。早上王浩然爸爸打电话到办公室,当着所有人的面质问我,话特别难听。我解释,他不听,就说要投诉我。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被人这样骂过……”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细微的啜泣。

林晚舟抽出纸巾递给她。她想起莫平平的母亲来学校那天,也是这样在办公室里又哭又闹,说学校害死了她的女儿。那时候,所有老师都低着头,没人敢说话。方帆和王德旺校长出面安抚,说了很多“理解您的悲痛”、“学校会妥善处理”之类的话,但自始至终,没有人对那个失去孩子的母亲说一句“对不起”。

因为一旦说了对不起,就等于承认了责任。

“你知道吗,”林晚舟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是在对自己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行最残酷的地方,不是工资低,不是工作累,而是你必须时刻保持专业、冷静、得体。学生可以哭,家长可以闹,但我们不能。我们必须是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是问题的解决者,是混乱中的定海神针。”

苏念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她。

“可我们也是人啊。”林晚舟继续说,目光投向窗外操场上奔跑的学生,“我们也会委屈,也会难过,也会在深夜里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份工作。但这些情绪,你不能带进教室,不能表现给家长看,甚至不能轻易跟同事倾诉——因为那会被视为‘不专业’、‘承受能力差’。”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运转的微弱声响。远处传来学生朗读课文的声音,抑扬顿挫,整齐划一。

“那……该怎么办呢?”苏念小声问。

林晚舟沉默了。她想起宋归路的咨询室,想起那些被切割成细长光带的阳光,想起那杯不再冒热气的温水。理论上,她应该建议苏念寻求专业帮助,或者至少找信任的人聊聊。但现实是,如果苏念真的去心理咨询,被学校知道了,会不会又被贴上“心理脆弱”的标签?

“先喝点水吧。”林晚舟最终只是这样说。

她回到自己的座位,打开电脑。邮箱里有十几封未读邮件:教研组的会议通知、下周公开课的评价表、出版社发来的教辅资料推广、家长询问作业……每一封都标着“重要”或“紧急”。

她点开最上面一封,是语文教研组长发的:“各位老师,期中考试命题工作即将启动,请于本周五前提交双向细目表和样卷。命题要求:紧扣课标,难度适中,区分度合理,体现学科核心素养。”

林晚舟盯着屏幕,那些字渐渐模糊成一片。她忽然想起大学时的一门选修课,《教育哲学》。那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在讲台上说:“教育是什么?不是灌输知识,而是点亮灵魂。一个好老师,应该是一盏灯,照亮学生前行的路。”

当时她坐在第一排,认真记笔记,心里充满理想主义的热情。后来她读到雅斯贝尔斯:“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多美的句子。她曾经把它抄在备课本的扉页。

可现在呢?她现在是什么?是流水线上的质检员,按标准检查一个个产品是否合格?是客服人员,耐心解答家长的每一个疑问和投诉?还是□□工具,确保不出乱子、顺利运转?

窗外的天色不知何时暗了下来。乌云从西边推过来,吞没了阳光。要下雨了。

林晚舟关掉邮箱,打开作文本。最上面那本画着向日葵的,是班长周晓薇的。这个女孩成绩优异,性格开朗,作文总是写得工工整整,论点清晰,论据充分,每次都是范文。

她翻开,这次的主题是“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因为医生可以救死扶伤,解除人们的病痛。我的爷爷去年生病住院,我看到医生们日夜不停地工作,非常辛苦,但也非常伟大。我要努力学习,考上医科大学,将来也要像他们一样,帮助更多的人……”

标准的立意,标准的结构,标准的正能量。林晚舟拿起红笔,在结尾处画了一个“A”,写下评语:“立意高远,情感真挚,结构完整。建议在细节描写上可以更生动些。”

她合上本子,拿起下一本。这是李晓的,一个沉默寡言的男孩,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作文总是写不满500字。

“我的梦想是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不用很大,能放下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就行。现在的房间要和弟弟共用,他很吵,我写作业的时候他总在旁边玩。妈妈说我应该让着弟弟,因为我是哥哥。老师说我们要学会分享。但我有时候就想一个人待着。这个梦想是不是很没出息?”

林晚舟握着红笔的手悬在半空。她盯着那几行歪歪扭扭的字,忽然感到一阵尖锐的心痛。

按照评分标准,这篇作文偏题了——没有体现“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内容单薄,缺乏具体事例;语言平淡,没有运用任何修辞手法。她应该打“C”,评语写上“请注意审题,梦想应当体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可那是李晓真实的感受,是他小心翼翼递出来的、一点脆弱的真心。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阵风灌进来。是历史老师张斌下课回来了,他一边走一边抱怨:“三班那几个学生真是没救了,问戊戌变法六君子都有谁,一个都说不全!现在的小孩,基础太差了!”

他的声音很大,带着教师的惯常疲惫和烦躁。苏念吓得一哆嗦,赶紧低下头假装改作业。

林晚舟最终在李晓的作文本上写下了评语:“每个人都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这并不可耻。你的文字很真诚,谢谢你的分享。”然后她画了一个“B-”。

她知道,如果这篇作文被家长看到,很可能会被质疑评分标准;如果被方帆抽查到,又会说她“评价尺度把握不当”。但她还是这样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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