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2页）

对我来说，没有比掉队更让我难过的了，我甚至都不敢去想。因此对于医生提出的任何治疗方案，我都没有拒绝过。可惜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刚能走路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又把我带回来了。我现在要去叶夫帕托里亚疗养院接受治疗，明天就出发。你不要难过，阿尔焦姆。你知道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我这条命至少还能死三次。

我们还要一起工作呢，哥哥。你要多保重，凡事不要逞能，否则我们的党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帮你恢复健康。我们在工作中总结的经验和学习中获得的知识都是宝贵的财富，它们不能浪费在医院的病**。

握手

保尔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眉读着弟弟的来信时，保尔正在向巴扎诺娃道别。“你明天就要去克里米亚了吗？”她边说边握着保尔的手，“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保尔回答道：“多拉同志一会儿就过来，她会带我去拜访她的家人。晚上我就住在她家里，第二天她会送我去车站。”多拉经常来医院看望保尔，因此巴扎诺娃认识她。“但是柯察金同志，我们约好了在你走之前去我的父亲那里看看，难道你忘了吗？你的情况我都告诉他了，我想让他给你检查一下。不知道今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保尔马上同意了。

晚上，巴扎诺娃带着保尔来到了她父亲的办公室。这位著名的外科教授给保尔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巴扎诺娃还从医院拿来了保尔所有的病历和X光片。当她的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的时候，保尔注意到巴扎诺娃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教授弯下腰给保尔检查膝盖，保尔盯着他的光头，想从他的眼神里捕捉到什么，可惜老教授的表情难以捉摸。

教授需要赶去参加一场会议。等保尔穿好衣服之后，教授亲切地向他道别，并委托巴扎诺娃告知他检查的结果。

巴扎诺娃的家里装修得非常典雅。保尔躺在沙发上，等待她告诉自己结果。可是巴扎诺娃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她没有办法重复刚刚父亲告诉她的话——截至目前，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治疗保尔体内的炎症，并且他反对继续对保尔进行手术。“这个小伙子将会面临全身瘫痪，而我们无法避免这个悲剧。”

巴扎诺娃觉得，不论是作为医生还是朋友，她都不应该告诉保尔全部的实情，所以她只能努力组织自己的语言，仅仅告诉保尔一部分真相：“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浴疗法能够缓解你的症状。也许到了秋天，你就又可以回去工作了。”巴扎诺娃没有注意到保尔那双敏锐的眼睛。“从你刚才的话里，或者从你刻意回避的那些话里，我知道我的病情十分严重。我总是请求你告诉我全部的实情，不需要对我隐瞒什么。我既不会晕倒，也不会拿刀割开我的喉咙。告诉我吧，我想知道自己的病情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巴扎诺娃开了几个玩笑把话题给岔开了。那天晚上，保尔并没有问出他想要的真相。

分别的时候，巴扎诺娃对保尔说：“柯察金同志，不要忘记我这个朋友。没有人知道你未来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建议，记得写信给我。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你。”

透过窗，巴扎诺娃看着那个高大的身影拄着拐杖，拖着受伤的腿一步一步地从门口走向等候的马车。

保尔又来到了叶夫帕托里亚。这里依旧是这么炎热，大街上也还是那么熙熙攘攘，到处都有戴着绣花小帽的人，他们的皮肤都被晒得十分黝黑。十分钟后，保尔乘坐汽车来到了一栋石灰石结构的两层楼前。这就是他的目的地，迈纳克疗养院。值班的医生查询到了乌克兰党中央为保尔预订的信息，随后带着他去了第十一号房间。

“把你和埃伯纳同志安排到一个房间了。他是个德国人，一直想找个俄罗斯的室友。”医生一边解释一边敲门。里面传来一句带有德国味道的俄语：“请进。”保尔把行李放下，回头看到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正躺在**。那人微笑着用德语向保尔问好，随后改口用俄语说：“同志，我的意思是上午好！”说着，他礼貌地伸出手。

过了一会儿，保尔坐到床边，开始用“国际通用语言”和埃伯纳同志交流。在这种语言中，单词只是辅助，主要的媒介包括猜测、手势和模仿。一番沟通下来，保尔了解到埃伯纳是一名德国工人，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伤了臀部，因为旧伤复发才来到这里疗养。虽然只能躺在**，但他依然能够保持积极乐观。保尔一瞬间对他肃然起敬。

保尔觉得没有比埃伯纳更棒的室友了。他从来不会抱怨自己的病痛，也不会哀叹自己的命运。他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会让身边的每个人都忘记自己的烦恼。“可惜我不会说德语。”保尔懊恼地想。

疗养院的角落里摆着几张摇椅，一张竹桌还有两把摇椅。五个病人每天结束治疗之后就会来这里消磨时间，其他人给他们起名叫“共产国际执委会”。

埃伯纳半躺在轮椅上。保尔则坐在另一把轮椅上，因为医生不准他下地走路。其他三个人里，有来自爱沙尼亚的大块头魏曼，他在共和国贸易委员会工作；还有来自拉脱维亚的年轻姑娘玛塔·劳琳，她有一双棕色的眼睛，不知道的人总以为她才十八岁；来自西伯利亚的魁梧壮汉列捷涅夫，他的两鬓已经斑白。这五个人的确代表了五个不同的民族：德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乌克兰。玛塔和魏曼都会讲德语，他们就成了埃伯纳的翻译。保尔和埃伯纳既是室友，更是好友。德语成了玛塔、魏曼和埃伯纳的纽带，而保尔和列捷涅夫的纽带则是国际象棋。

列捷涅夫没来之前，保尔一直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保尔经历了激烈的斗争才把这个称号从魏曼的手里抢了过来。魏曼一直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失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不想原谅保尔。但是有一天，疗养院里来了一个大高个，他看上去比五十岁的人年轻得多。他找到保尔想要切磋一下棋艺。保尔根本没有任何提高警惕的意识，平静地开始了这场棋局。列捷涅夫不慌不忙地推进中间的卒子。作为“卫冕冠军”，保尔必须和每个新来的同志进行一场这样的对局，而这样的比赛也成了疗养院里为数不多的娱乐项目。走完第九步，保尔意识到列捷涅夫正在稳步推进自己的卒子来对自己进行压制。他这才明白眼前的人是个高手，他开始后悔最初的轻敌。

三小时后，保尔无计可施，无奈选择放弃。他比周围观战的同志更早地意识到自己的败局。保尔抬头看了看列捷涅夫，发现对方正在笑眯眯地看着他。很明显，这一切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而魏曼还在盯着棋盘分析着列捷涅夫的胜算，毫不掩饰自己期盼保尔落败的心态，可惜他还没有看出谁才是最终的赢家。

“我总会坚持到最后一卒。”保尔说。列捷涅夫点点头表示同意。接下来的五天里，两个人又下了十盘棋，保尔输了七局，赢了两局，还有一局是和棋。魏曼成了疗养院里最开心的人。“谢谢你，列捷涅夫同志。太感谢你了！还是你技高一筹！他活该败给你！之前他赢了我们这里的所有人，现在也该让他尝尝失败的滋味了！哈哈！”他转过身取笑这个卫冕失败的“冠军”说：“保尔，现在感觉如何？”保尔知道自己的棋艺非常粗浅，败给列捷涅夫这样的高手并不意外。不过，保尔虽然失去了“冠军”的头衔，但是收获了列捷涅夫的友谊。后来，列捷涅夫成了他最珍贵的朋友。

保尔和列捷涅夫发现了一个对两个人同样重要的日期：列捷涅夫入党的那一年保尔正好出生。两个人分别代表着老一辈和年轻一辈的布尔什维克近卫军。列捷涅夫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曾在地下运动中工作了多年，也曾被囚禁在沙皇的监狱里，后来又从事着非常重要的政府工作；而保尔拥有熊熊燃烧的青春，虽然他进行斗争的时间只有八年，但他的经历绝对是普通人几辈子都不曾有过的。这两个不同年龄的人都对生活充满热情，却也都身患重病。

每天晚上，埃伯纳和保尔的房间就会变成一个俱乐部。这里成了政治新闻的中心，房间里的笑声和谈话声不绝于耳。魏曼总是见缝插针地讲一些下流的笑话，不过保尔和玛塔总会适时回击过去。玛塔会找一些讽刺的话语予以还击，但如果不起作用，保尔就会出面干预。比如玛塔会说：“你这种另类的'幽默'并不适合现在的场合。你能明白吗，魏曼？”紧接着保尔就会继续说：“我真的搞不懂，像你这么高雅的人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时候，魏曼就会抿起嘴唇，小眼睛里闪烁着嘲弄的光芒，打量着大家。

“我们应该在政治教育部下面再设立一个道德监督处，就让保尔当主任。我可以支持玛塔的观点，毕竟她是一名女同志。但是保尔却要把自己当作共青团里天真无邪的小宝宝……而且，我讨厌让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进行了一次关于共产主义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之后，大家争议的焦点从原则的角度转向**笑话的问题。玛塔把大家的观点翻译给埃伯纳听。埃伯纳用德语和俄语说：“讲色情笑话是不好的，我同意保尔的观点。”魏曼没有办法，只能开个玩笑缓解尴尬，不过他之后都没再讲过那种笑话了。

保尔一直觉得玛塔是共青团员，而且年龄绝对不会超过十九岁。后来保尔才知道，原来玛塔已经三十一岁了。她一九一七年就入党了，而且还是拉脱维亚共产党里的积极分子。一九一八年，白匪军判处她死刑，执行枪决，但是苏维埃政府通过交换战俘把她和其他同志营救了出来。她现在就职于《真理报》编辑部，同时在修读大学的课程。保尔不知道他们何时成为好友，但这个经常来找埃伯纳的小姑娘成了他们“五人组”里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员。

埃格利特也是拉脱维亚的地下党员，他经常和玛塔开玩笑说：“不知道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的家里怎么样了？玛塔，你怎么这样狠心？”

一天早上，在起床铃响起之前，疗养院里响起了一阵嘹亮的鸡叫声。疑惑不解的工作人员们到处寻找这只不听话的鸡。他们完全想不到这是善于模仿的埃伯纳跟他们开的一个小玩笑。埃伯纳完全乐在其中。

在疗养院里休养了一个月之后，保尔的病情急转直下。医生命令他卧床休息，这让埃伯纳非常难过。他非常喜欢这个年轻勇敢的布尔什维克。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充满活力和热情的人，却在如此青葱的年纪里病痛缠身？而当玛塔告诉埃伯纳，医生预测保尔的未来将会非常悲惨的时候，埃伯纳更是深感痛心。

之后的时间里，医生禁止保尔下床活动。他竭力隐瞒自己的痛苦，不想让别人看到，但是玛塔却从他苍白的表情中感受到了他的煎熬。在离开疗养院的前一周，保尔收到了乌克兰团中央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的休假被延长了两个月，并且根据疗养院医生的建议，他依然不具备返回工作岗位的条件。信中还附带了一些钱，用以支付疗养期间的费用。

保尔承受住了这样的打击，就像多年前在拳击课上被朱赫来击倒一样。他会跌到，但总是马上又站了起来。

保尔还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母亲提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阿莉比娜·丘查姆，她就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港口小镇上。母亲还说自己已经十五年没有见过她了，趁保尔还在克里米亚，要求保尔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她。这封信在保尔的人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周之后，疗养院的朋友们在码头给保尔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仪式。埃伯纳拥抱了保尔，像哥哥一样亲吻了他。玛塔当时没在，因此保尔走的时候没有机会向她道别。第二天早上，保尔乘坐马车从码头来到了一户人家门口，房子前面还有一个小花园。

丘查姆家一共有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是个丰腴的老妇人，漆黑的眼睛里总是带着一丝哀伤，她的脸上已经爬满皱纹，但保尔还能依稀看出她曾经的美丽；两个女儿萝拉和达雅，还有萝拉的小儿子以及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身材肥胖，看上去非常粗犷的老丘查姆。

老丘查姆在供销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打零工。打字员萝拉最近与酗酒家暴的丈夫离了婚，回到娘家一边照顾小儿子，一边帮助母亲做家务。

老两口还有个儿子叫乔治，保尔来的时候他还在列宁格勒。这家人都对保尔的到访表示欢迎，只有老丘查姆始终对保尔充满戒备。保尔和阿莉比娜讲了很多母亲的事情，他自己也了解了有关丘查姆一家的生活。

萝拉今年二十二岁，是个非常单纯的女孩。她和其他的年轻姑娘一样美丽，一头棕色的短发非常清爽。她一见到保尔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好朋友，一股脑儿地把家里的这些事情全都告诉了他。原来，老丘查姆在家里非常专横，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他思想狭隘、偏执，还喜欢吹毛求疵，弄得大家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孩子们讨厌他，妻子也厌恶他。她们也想奋起抗争，但是在过去的二十二年里，每次的努力都是徒劳。女孩们总是站在母亲这一边。这种不断加剧的家庭矛盾正在毒害她们的生活。

这个家庭每天都会爆发争吵。萝拉告诉保尔，乔治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个人好逸恶劳、傲慢无礼，每天只想着吃好的，穿好的。中学毕业的时候，他仗着母亲的偏爱，就和她要钱说要去读大学：“萝拉可以把戒指卖了，你也可以卖点细软。总之你要给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