悸动（第1页）

重返滨河市，居住在那栋承载着过多回忆的老房子里，日子仿佛被分割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一层是私密的、沉浸在过往尘埃与悲伤中的内部空间；另一层，则是外部必须面对的、现实的学业与社交生活。周守仁的安排高效而不容置疑，几乎没有给我们多少适应和凭吊过去的时间，我和江月便被分别安排进了滨河市第六中学，我插入初三，江月则开始了她的初一生活。

第六中学是一所规模不小的公立学校，教学楼看起来有些年头，但似乎也在战后进行过必要的修缮。操场上奔跑呼喊的学生，教室里传出的朗朗读书声，走廊里张贴的光荣榜和通知……这一切熟悉又陌生的校园景象，像一股强大的、不容抗拒的潮流，将我们不由分说地卷入了所谓“正常”的轨道。然而，我们都知道，这根“正常”的指针，早已在战争的颠簸和我们自身的秘密中，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偏斜。

对我来说，进入初三这个即将面临升学压力的年级，本身就带着一种紧迫感。课程难度加大，周围的面孔几乎全是陌生的，大家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高中选拔考试埋头苦读，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小团体和竞争氛围。插入其中的我，像一颗格格不入的石子。

然而，生活偶尔也会抛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带着些许温情的巧合。就在我努力适应新班级，试图记住那些陌生名字和面孔时，我竟然在课间走廊、或者在操场集合时，意外地发现了几个战前小学同学的身影！虽然几年过去，大家的模样都有了不小的变化，身量拔高，轮廓初显，但依稀还能辨认出昔日的影子。

这种相遇带着一种奇特的恍如隔世之感。我们彼此认出时，眼神中都充满了惊讶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没有想象中的热烈拥抱或激动欢呼，更多的是谨慎的打量和几句试探性的问候。

“江辰？真的是你？你……你们家后来怎么样了？”一个以前坐在我后排，叫王胖（现在似乎不那么胖了）的男生，在厕所门口遇到我时，压低声音问道。

“还好，逃出来了。”我含糊地回答，不愿多提。

“听说你们去了南方？那边怎么样？”另一个以前一起踢过球的同学问道。

“就那样。”我简短地回应，不想展开任何可能触及真实经历的话题。

他们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回避和疏离，寒暄几句后，便也各自散开，回到了他们现有的朋友圈子里。几次下来，我意识到，时间和截然不同的经历，已经在我们之间划下了一道无形的鸿沟。他们谈论的是最新的游戏、流行的歌曲、哪个老师更严格、或者对未来的高中充满憧憬；而我，背负着失去至亲、颠沛流离、身负秘密的沉重过去，根本无法真正融入他们轻松的话题。那些战前小学同学的偶遇，非但没有带来多少他乡遇故知的慰藉，反而更清晰地映照出我的“不同”和孤独。我们像是两条短暂相交后又迅速分开的线，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

相比之下，江月在新环境里面临的挑战更为直观和令人担忧。初一是新的起点，班级里大部分同学都来自不同的小学，彼此需要时间熟悉。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个相对容易融入的环境。但江月的情况却很不乐观。

根据吴太太（她似乎受托于周守仁，会格外关注我们在学校的情况，并偶尔向我询问）的反馈，以及我自己的观察，江月进入新班级后，表现得极其害羞和内向，几乎不敢和任何人主动说话。课间，她总是独自一人坐在座位上，低着头看课本或者摆弄文具；体育课上，她也常常是那个落在队伍最后，或者独自在角落活动的人；小组讨论时，她几乎不发言，即使被老师点到名，声音也细小如蚊蚋，脸涨得通红。

江月的班主任找了我很多次。

“你妹妹……”她停顿一下“性格太内向了。这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你们的情况我知道，当哥哥的要好好引导一下”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性格使然。晓慧姐的惨死、一路的逃亡、以及在周守仁控制下长期压抑的生活，都在她心里留下了太深的烙印。她像一只受惊过度的小兽，对外界充满了本能的警惕和不信任，习惯于将自己缩在坚硬的壳里，以此获得安全感。

我为此感到焦虑。在放学回家路上，或者晚上在我们那间布满尘埃的“家”里，我会刻意找她聊天，鼓励她。

“月月，今天在学校怎么样？有没有认识新同学？”我尽量让语气显得轻松。

她总是摇摇头，或者小声说：“没有。”

“试着跟同桌说说话嘛，问问她叫什么名字，喜欢看什么书？”我给出具体的建议。

她会沉默一会儿，然后低声说：“我……我不敢。不知道说什么。哥，我找你说话就行了”

“月月，但哥哥不能陪你一辈子啊。你看，哥哥刚去新班级，也不认识什么人，但我们总要试着去接触，对不对？”我试图以身作则，分享我（尽管并不成功）的尝试。

她点点头，眼神里有一丝理解，但更多的还是畏缩。

我的鼓励效果甚微。我明白，这种心灵上的创伤和封闭，不是几句简单的劝慰就能化解的。它需要时间，需要真正安全、温暖的环境，需要来自外界的、不带任何压力和目的的善意，才能一点点融化那层冰壳。而这，在目前这种周守仁远程监控、我们自身也背负秘密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