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第1页）

深度回溯带来的冲击，像一场心灵的地震，余波在我意识深处久久不息。我不是偶然被卷入的旁观者，我可能是一颗被精心播种、培育、甚至修剪过的植物，生长在一片名为“共生学会”的毒土之上。这个认知带来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冷和虚无——如果连“我”的构成都是被设计的，那么“我”还剩下什么？

陈警官、沈教授和王博士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而明确的变化。之前的审视和探究中，多了一层谨慎的保护，以及一种对待“关键且危险证物”般的凝重。我的安全等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房间外的守卫增加，进出的人员检查更加严格，连饮食和生活用品都经过特殊渠道和检验。我知道，这既是保护，也是隔离——我本身，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不稳定的信息源和潜在威胁。

调查的重点彻底转向了对“共生学会”及其可能后继组织的挖掘。陈警官告诉我，一个由多部门精英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经秘密成立，权限很高，正在从几个方向同步推进：

一是历史档案的深海打捞。调集一切可能相关的、建国前后到七十年代的本地及周边地区的社团登记、房产租赁、人员流动、异常事件报告，甚至是那个年代被忽略的“怪谈”和“都市传说”，试图拼凑出“共生学会”的真实轮廓和活动轨迹。

二是针对市三中老楼的细致勘查。以文物保护和结构安全评估为名，技术专家携带最先进的探测设备，对那栋哥特式老楼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地下室、夹层、通风管道等隐秘空间，进行地毯式扫描，寻找可能残留的物理痕迹或密室。

三是扩大对“老童”的社会关系网监控。不仅限于他的古董交易，更追溯他几十年来的人际往来、活动范围、经济状况，试图找出他是否长期充当那个隐秘组织的“白手套”或“联络人”。

四是启动对我的全面背景复查。这次不再局限于我个人的记忆和直系亲属，范围扩大到所有远亲、父母早年的同事朋友、我儿时居住地附近的老人、甚至我从小到大所有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尽可能找到的）。目标是找出任何可能与我早年“异常”经历相关的线索，比如我是否曾莫名“失踪”过一段时间，是否接受过特殊的“治疗”或“辅导”，家庭是否经历过非常规的经济变动或人际压力。

而我，除了配合这些外部调查，更核心的任务是继续向内挖掘，在王博士和沈教授的指导下，尝试绘制出我记忆中被篡改区域的“地图”，并寻找安全的方法，去触碰那些被埋藏最深的“开关”和“指令”。

几天后的又一次引导回溯，目标不再是具体的场景，而是尝试定位和感知那个“铃声触发器”在我精神世界中的“锚点”。

“李维，想象你的意识像一个房间。”王博士的声音平稳如旧，“那个铃声，以及它带来的痛感和恐惧，像是被强行钉在墙上的一幅画，或者藏在地板下的一个暗格。我们不去打开它，只是尝试感受它的‘存在’位置，它的‘能量’波动。”

我依言尝试，在深度放松的状态下，将注意力从外部收回，内观自身。这很抽象，很难。起初只有一片混沌的黑暗和细微的生理噪音。

但当我反复回忆那铃声的音质——清脆中的闷响，那种独特的金属共振感——并伴随想象手腕的刺痛时，一种奇特的“定位感”真的开始浮现。

它不在思维的表层，也不在纯粹的身体痛觉区。它更像是一种嵌入在“感知”与“反应”之间快速通道上的一个“节点”。当特定的听觉信号（铃声）被识别，这个“节点”就会被瞬间激活，像按下快捷键一样，跳过理性的判断，直接向身体和情绪中枢发送“剧痛”和“极度危险”的警报，并可能同时触发某种更深层的、抑制相关记忆检索的机制。

这个“节点”的感觉……很“硬”，很“冷”，带着一种非我的、被强行嵌入的异物感。它与我自身的意识流格格不入，像血管里的一块碎玻璃。

“尝试用‘意识的手指’轻轻碰触它周围，感受它的边界，但不要直接刺激它。”沈教授指导道。

我小心翼翼地“靠近”。那“节点”周围的精神“组织”似乎有些萎缩、扭曲，像被灼伤后留下的疤痕组织。当我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疤痕区域时，一些极其模糊、失真的画面和感觉碎片渗了出来：

不再是市三中老楼的仪式大厅，而是一个更小、更封闭的空间，四面似乎是浅色的墙壁，有明亮的、不自然的白光。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还有一种低沉的、持续的机器嗡鸣。

视角很低，像是躺着，或者被固定着。手腕（是右手腕！）的位置传来冰凉的触感和持续的压力，好像被什么环状物箍着。视线范围内，有穿着白大褂或浅色罩袍的人影在晃动，面孔模糊，但动作有条不紊，带着一种冷漠的专业性。

有声音在说话，语调平稳，没有感情，像是在念诵注意事项或实验记录：“……耐受性测试第三阶段……注入催化剂……观察神经反应……”

然后，是铃声！不是市三中那种古朴的铜铃声，而是更尖锐、更电子化一些的“叮”声，但核心的那种“闷响”特质还在，仿佛是同一个声音源的不同变体。

铃声响起的同时，手腕的冰凉压力陡然变成尖锐的、撕裂般的疼痛！比回溯中感受到的还要强烈数倍！伴随着剧痛，还有一种强烈的眩晕和意识抽离感，仿佛灵魂要被从身体里拽出去。

“啊——！”现实中，我猛地弹动了一下，监测仪器发出刺耳的警报。冷汗瞬间浸透衣服，右手手腕虽然没有实质伤口，却传来火辣辣的灼痛感，仿佛刚被烙铁烫过。

“停止！立刻停止！”王博士和沈教授几乎同时喊道，快速介入引导我脱离状态，并启动了应急舒缓程序。

这次的反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剧烈和危险。我脸色惨白，呕吐感强烈，过了好一会儿才勉强平复呼吸，但手腕的幻痛和那种灵魂被撕扯的恐惧感久久不散。

“这次触及的……可能是更早期的、更直接的‘ditioning’（条件反射建立）场景。”沈教授脸色凝重，看着监测数据，“那个空间，听起来像是一个……实验室。穿着白大褂的人。‘耐受性测试’、‘催化剂’、‘神经反应’……这已经超出了普通非法社团的范畴，更像是有专业背景支持的、系统性的非伦理人体实验。”

实验室。人体实验。

这些词让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所以，我不只是被“接触”或“灌输”，我可能被真正地、物理地“改造”过？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个“节点”，那个“开关”，是某种神经层面的……植入物？或者强制建立的条件反射回路？

“你手腕上，真的没有任何手术疤痕吗？即使是极其微小的？”陈警官不知何时也进来了，沉声问道。

我再次仔细检查右手手腕内侧，甚至用指甲轻轻刮擦皮肤。除了正常的皮肤纹理，什么都没有。但那种“异物感”和“薄弱感”，在刚才的剧烈反应后，似乎更加明显了。

“没有疤痕。”我摇头，声音嘶哑，“但感觉……里面好像有过东西。”

“可能是皮下植入，使用了可吸收缝线或特殊技术，疤痕愈合后肉眼难以察觉。”王博士推测道，“或者，刺激点本身不在皮下，而是通过外部装置反复刺激特定神经丛，形成了顽固的条件反射记忆，也就是‘幻肢痛’式的躯体化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