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式革命暴力是新中国的助产士（第2页）

[5]Jeain，op。cit。，p。8。

[6]历史学家们习惯地把1793年9月5日看作法国革命中“恐怖统治”的确立日，因为那一天国民公会被迫同意了巴黎各区无套裤汉群众“把恐怖提上了议事日程”的要求。但马丹发现，当时国民公会只是通过了群众的若干具体要求，如建立革命军、逮捕嫌疑犯和清洗不受信任的各监视委员会（一种专司嫌疑犯侦查工作的机构），而对于“把恐怖提上议事日程”这种建立“恐怖统治”的制度化要求却没有加以讨论。（-tMartin，op。cit。，pp。188-189）

[7]Patriet，‘Terror，Traumaandthe“YouionofJaPolitiPasta，no。191，May2006，p。126。

[8]Taie。TheFreiorans。JohnDurand，Whitefish，KessingerPublishing，2004，p。118。

[9]islawBaczko，‘LespeursdelaTerreur’，ProposreceuillisparMichelPorret，ioldetMichelPorret，LaPeurauXVIIIesiècle，discours，représentatienève，LibrairieDroz，1994，p。69。

[10]Cf。AlbertSoboul，LaRévolutionfran?aise，Paris，EditionsSociales，1982，pp。581-582。

[11]这是丹东在1793年3月10日倡议建立“革命法庭”时提出的口号。Cf。Réimpressiondel'aeur，t。15，Paris，HenriPlon，1859，p。683。

[12]JacquesBerichelPorret，op。cit。，p。77。

[13]-tMartireréalité，politiqueetmythes：lesexemplesdelaVeerreur’，i，dir。，Révolutiohesides，violence，mémoire，Paris，Nouveaumonde，2009，surtoutpp。147-148。

[14]Cf。AlbertSoboul，op。cit。，pp。360-361。

[15]JacquesBerichelPorret，op。cit。，pp。78-79。

[16]JacquesBerichelPorret，op。cit。，pp。79-80。关于法国革命中究竟曾有多少嫌疑犯被拘，一直都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只有一些大概的估计，但数字似乎一般都没有巴茨柯在这里提出的数字那么大，如索布尔只举出过“10万人左右”和“30万”这两个估计数字（Cf。AlbertSoboul，op。cit。，p。361）。

[17]Cf。AlbertSoboul，op。cit。，p。79

[18]Cf。Patriet，op。cit。，pp。151-163。

[19]谭嗣同：《仁学》，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2～343页。

[20]谭嗣同：《仁学》，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4页。

[21]参见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556页。

[22]“二十世纪之中国”，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71页。

[23]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73、77页。

[24]但该杂志实际上由一份叫做《大陆》的革命月刊延续了下来，其创办人是戢元丞，秦力山协办。该月刊在上海出版，共出了34期。

[25]湖南人杰地灵，不仅活跃着以屈原（约公元前340－278）和贾谊（公元200－168）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而且富有以朱熹（1230－1202）、张栻（1133－1180）和王船山（1619－1692）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1856－1860）打开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大门后，该省由于地缘上的优势又较早地接触到了西学，此外，由于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革命（1815－1864）的战争中功勋卓著，该省还在清王朝末年赢得了地方行政管理上的某种自治权，所以能够在数十年间相对比较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教育和经济。这一切因素，使得湖南在清末民初产生了一大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史的精英人物。

[26]湖南之湖南人（杨笃生）：《新湖南》，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640页。

[27]《江苏》杂志第五期。《江苏》杂志，月刊，1903年4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共出12期。转引自章开沅，“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见刘宗绪主编：《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69～70页。

[28]铁郎（陈家鼎）：“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853页。

[29]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853～854页。

[30]康有为：“进呈法国革命记序”，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页308～310页。

[31]参见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75、480页。

[32]参见张芝联：“清末民初政论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议”，载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7～11页；金重远：“民报和康有为有关法国革命的争论”，载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37页。

[33]当然，如果从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或民族独立的角度来看，中国革命可以说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就开始了，但由于当时国人尚全然懵懂于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19世纪中叶中国人民抗击西方殖民侵略的斗争，尽管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可以被客观地视作当时世界民主革命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国历史的层面上看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现代意义，不过是一个传统民族对外族入侵行为的一种自然的抵御反应而已，所以笔者不主张以1840年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革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