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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概况

法国革命政治文化无疑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复杂性，恐怕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

首先，它包含了参加大革命的个人和群体所有话语（discours）和实践（pratiques），以及由这些话语和实践所反映出来的全部明晰的和模糊的观念形态。作为一种历史的创造，这种政治文化既确定个人和群体活动的目的，又通过个人和群体的活动不断得到精炼和发展；它维持政治活动并赋予其特定的意义，同时它自身也在这种政治活动的过程中，随着新要求的提出和旧要求的变化而形成和变化。结果，异质的话语常常相互重叠，变化不息的实践常常叠加在一起，共存于日常生活和人们的意识之中，某些时期的话语和实践似乎已经被清除了，可实际上它们的痕迹却仍然能够影响新的话语和实践的意义。因此，无论就本书的篇幅还是就笔者的学力来说，要对如此庞杂的政治文化体系作一个哪怕是大致的界定，都是不可能的。

其次，革命政治文化从总体上来说应该是当时法国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互冲撞、相互修正、相互渗透、相互对抗又相互融合的产物。既然如此，它就不仅包含有复杂多变的精英文化的各种因素，而且包含有源远流长的大众文化的许多经过修正的和未经修正的因素，那景象又该是多么的扑朔迷离！

再者，革命政治文化本身又绝非铁板一块。由于法国革命者是一个成分极为复杂的社会群体，其中不仅有阶级、阶层的差异，而且有职业、身份、教养、性别、籍贯等不同，所以他们对革命政治的认识、感情和价值判断也必然千差万别。这就是说，在相对统一的大革命政治文化内部，盘根错节地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亚政治文化。

任何头脑清醒、尊重事实的法国大革命史学者恐怕都不会否认这种亚政治文化群的存在。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K。M。贝克就这样明确指出：政治文化的概念“并不否定社会利益对政治实践的实质性影响，尽管这个概念确实认为（由于个人可以被视作许多相关地位的占有者，因而也可以被视作许多可能使他们各各相异的“利益”的拥有者）各相关的社会群体的个性和它们各自要求……的性质不是事先就有的，而是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被确定下来的”，研究政治文化“也不是企图把一个关于话语的概念领域凌驾于社会生活的‘各类现实’之上，相反，它把整个社会生活看作一种无所不在（因而意义重大）的因素，并把概念的活力看作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贝克还认为：政治文化并不一定是一种严格单一性的结构，社会中相互竞争的各种要求总是在许多不同的个人和群体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磋商；尽管这些政治语言的游戏常常错综复杂地重叠在一起，它们却不一定是单一性的或同质的；事实上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即在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危机的情况下，当严峻的革命形势“像磁石吸铁屑一样”把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聚拢到一起来的时候，当各种异质的要求和复杂的社会活动被按照能引起社会大部分成员共鸣的方式迅速简化，从而形成一些清楚的、一致的选择的时候，各种政治游戏的用语才能汇合成一个统一的‘词汇场’，政治文化才能在骤然间成为革命者意识中的一种“各对立面的统一体系”。显而易见，既然政治文化是这样一个亚政治文化群的对立统一体，那么，要真正了解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就应该弄清该政治文化中亚政治文化构成的实际状况和各亚政治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无疑又是一个令人瞠目的巨大课题。

作为一个极初步的尝试，本书无意于也不可能穷尽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至多只能就该课题的一些个别方面做一些相当疏泛的探讨。可是就我们的研究范围和目的而言，在进行这些探讨之前首先对下面两个关于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般性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或假定，似乎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1。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

应该说，明确了这个问题，也就抓住了大革命政治文化众多因素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回答，因为它是同众所周知的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特点密切相关着的。

近代法国革命迭起、动乱不已：有1789—1799年或1814年的革命，1830年的7月革命，1848年的2月革命，1870年的9月革命，最后还有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可是说也奇怪，尽管有这么多次革命，但在史学讨论中只要一提到“法国大革命”，甚或只要一提到“法国革命”，无须提及其年代，人们的潜意识就会立即反应出这指的是1789年发生的那一次，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唯有1789年发生的革命才能称得上是“革命”似的，此后的历次革命，实际上都不过是企图颠覆旧政权的人民起义或暴乱而已；如果说所有这些事件都算得上是“革命”的话，那么，能冠以“伟大”或“大”这类修饰语的，也只能是1789年发生的那一次。因此，几乎完全不必担心像“法国大革命”或“法国革命”这样简略的指代会引起年代理解上的混乱。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整个近代世界。那也是一段风起云涌、非同寻常的革命史：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除了法国革命之外，还有1566—1609年的尼德兰革命、1640—1688年的英国革命和1775—1783年的美国革命。稍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了席卷拉丁美洲的独立革命；在19世纪中叶，又发生了席卷欧洲大陆各国的1848年革命和民族民主运动，发生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伊朗、印度等国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族大起义；到近代史末期，又发生了1905年和1917年2月俄国革命、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1908—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和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及辛亥革命……如此众多的革命事件，尽管都不无自己重大的历史意义，尤其是英国革命还被认为具有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纪元的意义，可都没有一次能够像法国1789年革命那样被人们响当当地称作“大革命”，这又是为什么？

1989年7月14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庆典，盛况空前。亲自莅临典礼的有西方七个主要发达国家和二十七个第三世界重要国家的首脑人物，许多国家还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仪仗队，加上专程前往采访或观光的4500多名各国记者和300多万名游客，使这一天成了全世界人民的节日。不同肤色的人们在协和广场汇成欢乐的海洋，《马赛曲》高亢激越的旋律激动着整个世界。试想，近代史上还有哪一次革命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世界认同，能够博得如此崇高的历史殊荣？！

看来，法国革命之所以“大”，的确是由于它具有某种非同凡响的特殊意义。为解释这一点，列宁说过这样一段经典性的名言：法国大革命——

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做到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事情……[1]

照此看来，列宁显然是把19世纪资本主义辉煌成就的“头功”给了法国革命，因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整个事业，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

可是我们要知道，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远不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按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法国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已经举行过两次反封建制度的大决战：第一次是德意志宗教改革，第二次是英国革命。如果说宗教改革的主要成果只是通过反封建教会的斗争促进了思想解放，提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某种理论武器，那么第二次决战却毕竟是以封建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的失败而告终的。既然如此，列宁又为何要“重法轻英”，大力强调法国革命的首创性，而只字不提早于法国革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呢？

因此，法国革命之所以“大”，一定还由于它有什么明显“优”于英国革命的地方。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现成的。请看恩格斯的这段极其著名的比较分析：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它也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中把古代罗马法……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它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致这部法国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财产法方面实行改革时所依据的范本。[2]

我们几乎看到了恩格斯在谈到法国革命独特的、空前的彻底气概时眉飞色舞的兴奋神态。的确，英法两国的革命，尽管性质相同、目标一致，但在行为方式上却显出强烈的反差：前者妥协、保守，后者激进、彻底。法国革命之所以“大”，之所以“优”于英国革命，其根本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激进性和彻底性，在于它“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了，按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它通过恐怖统治的“猛烈锤击，像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3]——总之，在于它“同过去的传统”实行了“完全的决裂”。

这就涉及了英法两国革命在对待过去传统的态度上的一个重要差异：前者表现出谦卑温顺的虔敬，后者则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决绝。而这种差异，无疑是英法两国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差异的深刻反映，它规定着两国革命政治文化不同的发展趋势，也规定着两国革命不同的政治行为方式、不同的历史影响和不同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