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论到取向社会主义（第2页）

[11]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666页。

[12]［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10～11页。

[13]康有为说，“地球文明之运，今始萌芽耳。譬之文明有百分，今则中国仅有一二分，而西人已有八九分，故常觉其相去甚远，其实西人之治亦犹未也”。梁启超也以为，“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见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41～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4]需要指出的是，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其最终立场是以20世纪60年代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崭新的时代”为由，相信人类文化的“同质化”是一个“宿命”。这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批评与争议。其是非得失，可不置论；但重要的有两点：其一，他所谓的文化“同质化”趋势，是以否定“西方文明中心”论为前提的；其二，他肯定文化多元论体现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有其特定的历史与文化根源（亦即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确为无可否认的事实”。（［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11页）

[15]转引自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135页。

[16]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382页。

[17]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591页。

[18]瞿秋白说：“欧美大战后思想破产而向东方呼吁，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居然成了中国新思潮中的问题。”（瞿秋白：《饿乡纪程》，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659页）

[19]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232页。

[20]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8），18页。

[21]参见拙文：《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载《历史研究》，2008（1）。

[22]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见《李大钊文集》（上），603页。

[23]李大钊：《新纪元》，见《李大钊文集》（上），601～602页。

[24]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9），119页。

[25]恽代英：《读〈国家主义的教育〉》，见张注洪、任武雄编：《恽代英文集》，上卷，399～4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6]陈启天等：《一九二三年苏州大会宣言》，见张允候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4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27]高劳：《现代文明之弱点》，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1913-05-01。

[28]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见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443～444页。

[29]王光祈：《关于研究中德文化之两团体》，载《王光祈旅德存稿》，482页，见《民国丛书》，第5编（75），上海，上海书店，1996。

[30]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307页。

[31]孙中山：《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2版，632、643页。

[32]梁启超：《为改约问题敬告友邦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1），110页。

[33]廖仲恺：《革命派与反革命派》，见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250～251页。

[34]廖仲恺：《帝国主义侵略史谈》，见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275页。

[35]一觉记：《本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纪事》，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19。

[36]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283～1284页。

[3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23），7页。

[38]同上书，12页。

[39]林宰平：《黄远生遗著序》，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1]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见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4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2]戴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见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214页。

[43]李大钊：《社会主义释疑》，见《李大钊文集》（下），672页。

[44]李大钊：《妇女解放与Democracy》，见《李大钊文集》（下），103页。

[45]梁漱溟曾说：“这就是说，这种经济制度，和我倡导的合理人生态度，根本冲突；在这种制度下，难得容我们本着合理的人生态度去走……只有根本改革这个制度，而后才行。”（梁漱溟：《槐坛讲学之一段》，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7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