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哲讲学与国人的以俄为师（第2页）

人们对毛泽东下面的名言，多耳熟能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53]这自然是正确的，但浪漫的诗化语言，富有感染力，却不免于抽象。十月革命给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先进分子最终理解和接受它，并决心走“以俄为师”的道路，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后者是多样化因素综合作用和人们反复选择的结果。缘上可知，“五四”后新文化运动最终归趋“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其在思想层面上的展开过程，既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思想界的异趋，同时也明显地打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与罗素讲学的印记。所以，周策纵从另一角度的观察也是对的：“杜威、罗素两位杰出西方自由主义者无疑忠于他们所信服的民主和宪政，但他们在中国的言论，至少无疑地助长了社会主义的气焰。”“如果连西方自由主义大师都为社会主义‘帮腔’，难怪后来有许多自由主义者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同路人。”[54]

[1]君左：《社会改造与新思潮》，载《改造》，第3卷第1号，1920-09-15。

[2]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见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64～6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3]［英］罗素：《罗素自传》，第2卷，199～200页。

[4]［英］罗素：《罗素致柯莉》，1920年10月18日，罗素档案馆。转引自冯崇义：《罗素与中国》，201页。

[5]陈宝泉、陶知行、胡适编：《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4版，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33。

[6]［美］孟禄：《孟禄与中国教育界同人在中央公园饯别会之言论》，载《新教育》，第4卷第4期，1922-04。

[7]人俊：《1924年的三个希望》，载《中国青年》，第12期，1924-01-05。

[8]蒋梦麟：《西潮》，11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9]参阅拙文：《五四后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4）。

[10]效春：《文化运动的初步》，载《时事新报》，1920-06-06。

[11]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载《建设》，第1卷第2号，1919-09。

[12]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5、17页。

[13]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430、438页。

[14]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见《独秀文存》，41页。

[15]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51、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6]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512、516页。

[17]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119～120页。

[18]［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9]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43页。

[20]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67～68页。

[21]李大钊：《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见《李大钊文集》（下），378～380页、382页。

[22]任建树著《陈独秀传》（上）：“1920年初，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的时期。”（17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3]陈独秀：《独秀文存》，189页。

[24]同上书，273页、276～277页。

[25]陈独秀：《独秀文存》，277页。

[26]梁漱溟：《中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