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全球史的发展伦理学意蕴（第2页）

（六）新全球史的“历史辩证法”与发展伦理学的深层化

对发展伦理学特别是中国发展伦理研究而言，“新全球史”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应该强调的方面是：用辩证过程思维而非线性、静态思维理解历史，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发达—落后”辩证转换的“历史辩证法”。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斯特恩斯等人看来，并不存在永恒的先进，也不存在永恒的落后，文明主体间的先进与落后往往发生戏剧性的历史转换。从目前看，主要经历了四次转换：（1）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3500年—前1000年），中东曾经是世界上的发达地区，但这一高度发展的中心在从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的转变中落后了。正是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些原先比较落后的所谓边缘地区，在古典时期成长为有创造力的重要文明中心。（2）欧洲大陆的中世纪时期（公元500年—1500年），“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26]，中国则是世界总体格局中的发达地区。“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27]（3）全球跨文化交流时期（公元1500年—1800年）一直到革命和工业化时期（公元1750年—1914年），西方则逐渐成为发达地区、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印度等则逐渐成为发展格局中的边缘地区。（4）1914年以来，世界的总体格局进入新的转换期，西方的衰落、东方的再度崛起，成为新的历史课题。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过分扩张和消耗，欧洲文明这个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中心开始走向衰落，“1914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既是西方成功的历史，也是西方衰落的历史”[28]，“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的，也不是反乌托邦的，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纪”[29]。未来世界是否会形成新的发达—落后、中心—边缘格局，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在本特利、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看来，竞争与比较中，自然条件、技术经济、社会体制、文化宗教等因素综合决定着不同文明的相对发达、落后及其历史转换。斯塔夫里阿诺斯借用人类学家的研究，将这种发达与落后相互转换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30]

综观本特利等“新全球史”学者对“发达—落后”历史转换的研究，文明主体在发展进程中落入“发展陷阱”，从发达转向落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有规律可循。“发展陷阱”的形成既源于外部环境的改变，更是由于主体自身的不足。发达地区落入“发展陷阱”的内因主要有：观念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心理上骄傲自满、盲目自大；体制上封闭保守、丧失活力；技术上陈旧落后、缺乏创新；行动上畏首畏尾、缺少决断。当历史条件、外部环境、特别是对潜在竞争者的实力比较发生改变时，这些潜在的落后内因，便会转化为显在的落后现实。

从落后转向发达、从发展走向更好的发展，也有规律可循。发展是全面的、系统的、多因素的，任何一个主体要实现发展或保持继续发展都离不开对自身“起飞点”的不断探索、不断凝聚。或者是发明、学习特别是关于使用、推广新的技术，如古代中国对造纸术等的发明、使用；或者是形成适合自身的治理体制，如古希腊时的民主制；或者是形成、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如近代欧洲对现代商业体制的探索；或者是形成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观念，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对世俗生活的重新理解；等等。正如本特利、斯塔夫里阿诺斯等所指出，对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发展主体而言，都不存在一个永恒的固定的“起飞点”。根据变化的情况，不断探索新的“起飞点”，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条件。

“新全球史”所揭示的“发达—落后”实践转换的“历史辩证法”，对发展伦理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发展伦理实践构建而言，具有重要启示。其一，对理解发展伦理学甚至世界知识格局的总体转换有重要意义。虽然，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伦理学研究包括诸多人文学科还处于相对边缘状态，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的发展伦理学、中国知识经过中国人的努力在未来不会成为主流。历史的辩证法决定了中国发展伦理学、中国知识在世界知识总体格局中成为一个重要中心的可能性。其二，对理解提升中国发展伦理学、中国知识在世界知识总体格局中的地位的实践路径有重要启示。如果说发达与落后的历史辩证转换是一个发展“规律”，那么，实现这种转换的根本条件则是文明主体自身的努力和实践。中国知识地位的提升离不开中国学者自身的努力，并在根本上依赖于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程度。其三，对理解当前中国发展伦理学的研究目标有重要启示。没有中国经济、政治等总体地位的提升，也就没有发展伦理学等中国知识地位的提升。这样，强化发展伦理研究中的实践意识、问题意识，正确处理国际视野与中国问题的关系，以把握中国问题、推进中国发展为己任，就成为中国发展伦理研究者的自觉选择。

总之，“新全球史”对发展伦理学的意义是多方面、多维度的。“把全球史观应用到人类整体历史的研究中，旨在寻找一种看待历史的新视角，这对当今世界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31]“以全球史观来研究世界历史，旨在寻找一种理解过去历史的方法，为当代世界提供一个意义深远的背景。”[32]回顾历史不是目的，研究发展伦理学也不是目的。在研究中把握全球化的历史本质、未来趋势、伦理走向，推进和谐世界建构、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是我们反思“新全球史”、研究发展伦理学的根本目的。

[1][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上，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9页。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页。

[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推荐序第21页。

[4]同上书，致读者第9页。

[5][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上，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9页。

[6]同上书，前言第9页。

[7]同上书，中文版序言第5页。

[8][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上，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9页。

[9][美]皮特·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上，赵轶峰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前言第3页。

[10][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下，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4页

[11][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上，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0-11页。

[12]同上书，前言第10-11页。

[13][美]皮特·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上，赵轶峰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导论第4页。

[14][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上，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1页。

[15][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下，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4页。

[16][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上，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致中国学者第4页。

[1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18][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上，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0页。

[19]同上书，前言第10页。

[20]同上书，前言第11页。

[21]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272、355页。

[22]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25][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上，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9页。

[26][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27]同上书，第297页。

[28][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2页。

[29]同上书，第800页。

[30][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页。

[31][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上，魏凤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1页。

[32]同上书，前言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