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展（第1页）

第二节　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展

20世纪初崛起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在民国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它在继续批判封建史学、探讨史学方法论、建设史学理论体系及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并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它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是既有对立又有联合，在展开对封建主义旧史学的斗争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同盟军，但其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对立的，两者的方法也有区别，因而在史论上常有冲突。随着形势发展，资产阶级史学队伍发生了分化，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成为拥蒋反共的御用文人，挑起了长达10年（1927—1937）的社会史问题大论战，并最终充当了蒋家王朝的殉葬者；一部分爱国学者，通过斗争和学习，逐渐熟悉并接受唯物史观，开始实现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转化；一部分正直的资产阶级学者专心致志于史学研究，继续辛勤开拓和耕耘。

一、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探索

尽管梁启超在20世纪初就提出并初步论证了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但直至五四运动前，近代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仍未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后有所改观。资产阶级史学家一方面从西方输入欧美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稍加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史学文化遗产，并努力使二者融会贯通，努力建设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

20世纪20年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纷纷涌入。当时出版了多种有关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译著，除本书第四章已经提到的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瑟诺博司（obos）的《史学原论》，向达译美国班兹（Barnes）的《史学》，张宗文译法国瑟诺博司的《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薛澄清译美国弗林（F。M。F1ing）的《历史方法概论》等。

《中国历史研究法》片断

西方史学理论的输入，对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探讨历史哲学、历史方法论，起了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史学家写出了一批有关史学原理、史学方法的专著，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和《历史统计法》，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杨鸿烈的《史地新论》，朱谦之的《历史哲学》，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和《通史新义》，罗元鲲的《史学研究》，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等。当时，各地有条件的文科大学史学系或史地系，陆续开设了史学导论、历史哲学、历史研究法的课程，如北京大学朱希祖主持的史学系，就请李大钊讲“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和“史学要论”，还请何炳松以鲁滨逊《新史学》为课本讲授史学原理和历史研究法。

20世纪20年代探索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胡适。

梁启超像

梁启超在“新史学”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他的后期史观深受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唯心史观影响，开始怀疑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改变了早期的史学探求人类历史进化发展的“公理”和“公例”的看法，认为很难找出具有规律性的“公理”。他指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功，亦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支配……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此时，他还只是强调历史因果律与自然因果律不同。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他干脆否定了历史受因果律或自然法则的支配。由于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对自己所主张的历史进化观点也产生了动摇，他把进化仅限于“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前进和“文化共业”的积累两个方面，而认为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这种对进化论及因果律的怀疑，与其前期主张以社会进化史观为指导探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相比，无疑是一大变化。梁启超史观的前后变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思想界盛行的相对主义、反科学主义思潮是分不开的。

梁启超继续论述了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问题。他指出近期史学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客观资料的整理，表现在对史料重新估价，如以往不认为是史料的，现在则归为史料，以往认为是史料的，现在则重加鉴别，被弃置散佚的史迹，须通过各种渠道“钩稽”出来；二是主观观念的革新，从“一人一家之谱录”的狭隘范围中解脱出来，成为社会的史学。他提出了改造史学的基本主张：史书应供一般民众阅读，而不是仅供帝王、人臣和少数学者阅读，作史不是只为藏诸秘府、名山，而要为“国民”、“民族”服务；把以死人为本位的史学改造为以生人为本位的史学；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史实要忠实于客观，不能为了“明道”、“经世”、“为亲贤讳”而强史就我，颠倒事实；既要取资于旧史又要对旧史重新估价，对史迹多作搜补考证的工作；要全面再现历史，不能孤立地叙述史事，要说明历史背景，推论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区分一般史和专门史。他认为建立新史学必须具备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方面的条件。史德除过去讲的心术端正，最重要的是要忠实于事实，持论客观；史学即善于挖掘、搜集材料，“贵专精不贵杂博”；史识主要指史家的观察力，包括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能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两种精神；史才是指“作史的技术”，即文章的构造、文采等。

梁启超重视研究和编著历史的方法。他认为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细胞，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搜集、鉴别、整理史料。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了钩沉法、正误法、新注意法、搜集排比法、联络法5种整理史料的方法。对于史料的挖掘整理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判断真伪，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此作了论述。在史学研究的方法上，他主张中西兼采，认为可以把中国传统的辨伪、考据等与西方近代的归纳法、演绎法综合运用。还主张史学研究借鉴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方法，如认为统计学可以运用于史学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假设”也可以运用于史学研究。梁启超还提出了编著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的设想，对专史、史学史、方志学等也作过一些论述。梁启超为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胡适继承了我国历史上宋儒的怀疑精神和乾嘉学者的考据手段，吸收了赫胥黎的进化论，存疑主义思想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形成了他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他从实验主义的立场出发任意解释历史，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偶然因素的凑合，就像一个百依百顺、任人涂抹打扮的女孩子。他反对把经济基础作为“最后之因”，提出“思想”、“知识”都可以支配人生观，都是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他主张点滴改良，反对“根本解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胡适在《实验主义》、《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等文中，论述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他把这一方法分为疑难产生、指出疑点、假定、假定试用、证明五个步骤。指出对于习惯传下来的习俗，古代传下来的圣贤教训，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可进行怀疑，都可以提出疑点，可以进行大胆的“假设”，这种假设又必须与严密的“求证”结合起来。他尤其提倡疑经、疑古。主张对儒家经典持“质疑”、“纠谬”的态度，而不可无条件地迷信、盲信《六经》。认为中国上古史凡是缺乏可信资料的，都可以先放过。1921年，他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本国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1]胡适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直接促进了古史辨派的形成，对提倡信古、尚古的封建史学是一大冲击。

20世纪30年代以后，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继续在史学理论方面进行探索。1933年，朱谦之出版了《历史哲学纲要》。1945年，吕思勉出版了《历史研究法》。此书谈到要重视“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表明了他对唯物史观有了一定的信仰。一些史学家还开始反思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探索和总结史学发展的规律，撰写了10多种关于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论著。金毓黻、魏应祺各撰有一部《中国史学史》，两书均在1944年出版；周谷城撰《中国史学之进化》；朱希祖撰《中国史学通论》；顾颉刚撰《当代中国史学》，这些著作是我国学者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批专著。它的出现标志着史学家主体意识的增强。

二、“古史辨”派的疑古考信

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迷信、疑古疑经、提倡实证主义的思潮影响下，在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阵营内，崛起了一个“古史辨”学派，代表人物是顾颉刚。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近代著名史学家。他远承郑樵、姚际恒、崔述等疑古惑经的传统，近受章太炎“六经皆史”的思想、康有为“上古事茫昧无稽”的思想及胡适讲哲学史“丢开唐虞夏商”的影响，形成了怀疑古史、怀疑古书的观念。1923年5月，顾颉刚把他写给钱玄同讨论古史的一封信题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在《努力》周刊的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上，文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早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才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秦有三皇，汉以后才有盘古。“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更成了孝子的模范了。“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如我们不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但可以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但可以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他通过这些古史观点说明诸如“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古史不可信，有些是后人依据某些需要编造的。顾颉刚在剖析古史之伪的同时，实际上也对《六经》的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因为他所否定的内容都是《六经》中记载的。

顾颉刚的文章发表后，得到了钱玄同、胡适、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人的支持，这批史学家被称作“古史辨”派或疑古派。钱玄同称顾颉刚的意见为“精当绝伦”，希望继续运用疑古辨伪的方法，对古史“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2]。胡适认为顾颉刚的古史观点“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他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否认古史会影响人心的看法，指出：“不信盘古，不信三皇五帝，并不会因此使人心变坏。”[3]他们共同发扬疑古精神，以“辨伪”、“考信”为职志，对古书、古事进行考辨，指出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值得怀疑，这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批判封建复古主义、使史学摆脱经学的束缚而形成独立的学科，有重要意义。

“古史辨”派的疑古主张，遭到了守旧的信古派学者的激烈反对。刘掞藜首先在《读书杂志》第11期发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继而又发表了《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等文章。胡堇人、柳诒徵也发表了《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等质难文章，指责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牵强附会”、“妄下断语”，讥刺他们“失于肤浅”、“疏于读书”。顾颉刚等进行了答辩，并进一步论述了自己对古史研究的观点。于是，在史学界展开了一场古史论战。1926年，顾颉刚把这次辨论古史的论文和信函汇集成《古史辨》第1册，后来，至1941年连同第1册共编成七册。第1册经书辨伪；第2册上编讨论古史，中编讨论孔子和儒家，下编是别人对《古史辨》第1册的评论；第3册主要研究《易》与《诗经》，打破《周易》中伏羲、神农的古圣地位，认为它是卜巫书，又将《诗经》还原其乐歌面貌；第4册主要讨论诸子；第5册讨论汉代今古经文问题；第6册讨论先秦诸子与老子；第7册是对十余年来《古史辨》活动的总结。《古史辨》在以经证史，探究古经籍的历史价值，整理、考证史料方面作出了成绩。

顾颉刚在回答刘、胡的质难时，提出要推翻旧的古史系统，推翻非信史，需要打破四个旧观念：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就是不能单纯信任古书中的一统观念，而必须由将来地质学和人类学的发明来证实；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如以往古史称黄帝时就是一统是不可靠的，中国的统一始于秦；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以往古史多是神话，春秋以后又将古神人化更是多一层作伪；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古神被人化后，古代就被描绘成黄金世界，好像越古越快乐，因此要揭开这种欺骗。可见，古史论战实质上反映出新旧历史观在古史研究中的对立和分歧。

三、新考据学派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