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与创获（第2页）

中国近代史方面，华岗于1930年写成《中国大革命史》，记述了国民革命的历程，并分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要矛盾、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是研究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的早期之作。李平心（署名李鼎声）于1933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该书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著者认为明末清初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而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波涛所袭击而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该书说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并不是如有些人所想象的“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突出反映了从鸦片战争至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1937年，何干之出版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此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思想运动的历史，拓宽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邓拓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文，以确凿的史实阐述了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驳斥了中国近代为“资本主义社会”说和中国进化的“外烁论”等错误观点。这些成果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开始占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阵地。

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郭沫若在其著作中初步理清了先秦天道思想演进的脉络，使人们对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流派的产生和变异有了大致正确的认识。吕振羽在1937年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书上起自殷代，下终于鸦片战争前，对近代以前各种思想流派的演绎更替，按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从“各阶级及阶层的构成上去加以论究”，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通史著作。侯外庐在1934年写成《中国的古代社会与老子》，此书将老子的思想放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去评价，着重研究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影响，为他以后研究中国思想史奠定了基础。

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并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的种种建树还不很成熟，明显存在着草创时期的痕迹。

四、毛泽东的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成熟时期。毛泽东极为重视历史学，把学习历史尤其是研究本民族的历史看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重要步骤，并就中国历史的某些问题作了阐述。

关于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抗战初期，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要求全党“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不能没有历史知识。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5]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不注重研究历史”与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并列为3种“极坏的作风”，要求加强历史特别近百年史的研究。中共中央还作出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的结论来。

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毛泽东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研究历史，把被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他在《实践论》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6]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屡有阐述，包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有反作用的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等。毛泽东又强调研究历史必须从实际出发，尽量搜集和占有详细的材料，根据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结合而成的大家庭；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中国经过了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以后，也经过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封建社会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这种起义和战争终归失败，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这些观点，对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近代史方面，毛泽东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历着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7]；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间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上述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论述，为日后的中国近代史框架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在中共党史方面，毛泽东提出中共党史有两大基本特点：一个是它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一个是武装斗争。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个基本经验。毛泽东对民主革命中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评论，对同资产阶级两次合作、两次破裂的总结等都成为了经典性论述。

总之，毛泽东有关历史的论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沿着正确方向迅速发展，起了推动和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此期也有了新的进展。吕振羽于1942年出版《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批判了秋泽修二的中国社会具有“亚细亚的停滞性”等反动历史观，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制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文化思想上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翦伯赞于1938年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客观历史实际和历史研究的实际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辩证性。指出人类的历史发展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是“主观创造作用”与“客观发展的规律”的辩证发展，人民在创造历史中起决定作用，但不应抹杀、贬低个人。在阐述了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原则”之后，他指出必须依据历史的关联性认识历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必须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提出历史研究既要以一般法则为前提，又不能把特殊性摒除，如历史上各民族都经历过奴隶制，但希腊、罗马而外的奴隶制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表现为不同的形态。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代表作。此后，他又写了《论司马迁的历史学》、《论刘知几的历史学》、《略论中国文献上的史料》等文。华岗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发表了《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论中国历史翻案问题》等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尤其是史学方法的探讨作出了贡献。此外，侯外庐的《社会史导论》，吴玉章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和吴泽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上有影响的著作。

五、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成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12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在通史、中国近代史、思想史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范文澜等编著《中国通史简编》

通史方面，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的上、下册分别在1941年和1948年出版，这部著作依次叙述传说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的图腾社会、“尧舜禹”的氏族社会、西周的初期封建社会至秦汉以后的诸封建王朝，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撰著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他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于1941年在延安出版，1947年在国统区上海出版。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原始社会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成立——远古至秦；第二编，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侵略到外族入侵——秦汉至南北朝；第三编，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入侵，是一部系统论述先秦至鸦片战争的通史著作。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用之于研究中国历史，形成了以社会形态模式划分历史阶段的通史体系，认为“从黄帝到禹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公社制度”；“夏商是公有制瓦解、私有制建立的过程”；“商汤革命，是私有制的进一步完成”，因而“商是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从西周开始的封建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战争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作出解释。首先，强调由经济因素解释社会政治的变化，尤其注重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说明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其次，批判了历史倒退论和历史循环论，以发展的进步的历史观看待中国历史，如从夏商周三代制度的因袭嬗变说明三代不是循环不前而是不断进步的，还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并不是没有发展而只是进展缓慢；再次，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表述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时，着重讲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起义，在涉及民族矛盾时，着重写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等。翦伯赞在1943年和1947年分别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卷是史前史和殷周史，论证了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初期封建社会；第二卷是秦汉史，论证了秦汉是中期封建社会。这是一部未完成的通史著作，但它重视考古材料，图文并茂，文笔生动，很受读者欢迎。吴泽在1942年出版《中国社会简史》，扼要叙述了中国史前时代至七七事变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特点。后经增补扩充更名为《中国历史简编》。此外还有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1940）、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1942）等。我国第一批新型的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的问世，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逐步趋于成熟。

中国古代史方面，研究较20世纪30年代更加深入，并有了新的突破。原始社会史研究又有新作问世，出版了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1943）和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943）。奴隶社会史和封建社会史是许多人关切的领域。郭沫若于1942年4月发表了《殷周奴隶制度考》一文，改变了他原先认为殷代是原始社会的观点。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和《中国古代社会史》（1948），对古史的分期和划分阶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奴隶社会开始于殷末周初，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范文澜在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的过程中，发表了《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认为殷代在盘庚迁殷以后是奴隶制社会，西周开始了封建社会。尹达等也参加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性问题也被广泛关注，李达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蒙达坦的《与李达先生论中国发展迟滞的原因》，对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看法，华岗、吕振羽、吴泽等参加了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问题涉及如何看待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有人认为农民战争阻碍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多的人则强调农民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角。1944年，郭沫若写成《甲申三百年祭》，以李自成起义从胜利转向失败的史实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提醒革命者在胜利关头不要“纷纷然、昏昏然”。这篇文章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有较大的发展。范文澜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的上册，此书阐述了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指出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时中国人民与清朝统治阶级走了两条不同路线，“人民走的是反抗路线，统治阶级走的是投降路线”，揭露了清统治者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行径，讴歌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部著作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体系和线索。胡绳于1948年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揭露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着重阐明帝国主义侵略者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它们的政治工具，分析了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损害。上述两书以大量事实阐发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对中国近代史的论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对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

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方面，华岗在1940年出版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旨在坚定和增强中国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1937年冬，延安解放社印行了张闻天主持编写（署名“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此书以较大的篇幅分析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及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这部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的开创之作。叶蠖生于1939年编著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该书分5章：苏维埃运动的产生与发展（革命低潮时代1927—1930年）；新**时期苏维埃之巩固与其扩大（1930—1934年）；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1933年10月—1934年10月）；全国红军大转移——长征与会合（1934—1936年）；陕甘宁边区之巩固与扩大及苏维埃政策之转变（1936—1937年）。它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十年内战期间苏维埃革命的产生与发展、巩固与扩大及政策转变的全过程的著作。整风运动的开展，推动了学习、研究党史的**。为配合干部学习党史，由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具体负责编印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六大以来》成书于1941年12月，收录从1928年7月至1941年11月期间中国共产党会议纪要、决议、指示、声明、通告、电报及主要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等各种文献556篇，280多万字。《六大以前》于1942年10月编印，共收入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各类历史文献199篇，136万字。整风运动期间，出现了一批研究党史的著作，如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是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专门著作；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著作。

这一时期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全面开展。郭沫若在1945年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共收《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周易之制作时代》、《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驳说儒》、《墨子的思想》、《公孙龙子与其音乐理论》、《秦汉之际的儒者》、《老聃、关尹、环渊》、《宋钘尹文遗书著考》、《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青铜时代》等10篇论文，3篇附录，诸篇文章的考证对研究先秦思想史是颇有学术价值。《十批判书》则偏于学术的分析，该著作收集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吕不韦秦王政的批判》10篇论文，考察了先秦诸子产生的社会根源、学术渊流、思想观点及相互关系等，形成了著者先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体系。郭沫若倾向于尊孔抑墨，这种观点有待于学术界作进一步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县人。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6）、《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9）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起于殷代，终于战国，是一部先秦思想史专著。此书注重以古代社会史为基础评估古人思想，具体分析思想史上各家各派的理论概念，对先秦思想家和思想流派作出了独到的评论。《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全书分3篇，分别论述17世纪清初的启蒙思想、18世纪的汉学和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着重发掘宣传近300年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李颙、唐甄、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民主主义思想、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传统。该书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研究17世纪至20世纪初思想史的拓荒之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侯外庐和杜国庠、赵纪彬、陈家康等人计划编写一部从古代到五四时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思想通史。他与杜国庠、赵纪彬以《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为底本，很快完成了第一卷，于1949年出版。第二、第三卷编写时，邱汉生参加，也于1949年前基本定稿。前三卷分别是先秦、两汉、南北朝部分，内容较为丰富，尤其是第一卷，集中了先秦思想史研究的各方面的成就，其中，对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发掘尤为深入。后来，侯外庐把他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鸦片战争前部分加以充实和修订，更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鸦片战争后部分更名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并约请白寿彝等撰写了隋唐至明末的第四卷上、下两册。可见，《中国思想通史》五卷6册除第四卷外，初稿均于民国时期编写。

思想史方面的重要专著还有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8）、《三民主义研究》（1941）、《鲁迅思想研究》（1946），李平心的《论鲁迅思想》（1941年再版时改为《人民文豪鲁迅》）、《近代社会思想史》（1947），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1944）及范文澜于1940年秋在延安新哲学会上的讲演《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等。

中国民族史方面，吕振羽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民族史的著作。这部著作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主张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进行了驳斥，提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和马来人种，还有一些次人种成分如所谓高加索人种，指出每一个民族经过历史的发展变化都会融入和混合其他民族的血统，中国各民族都不断杂入世界其他民族血液，世界其他民族也不断汲取中国各民族的血液，这本书也批判了法西斯主义所鼓吹的“纯雅利安血统”、“纯大和血统”，否定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宣扬的大汉族主义。

通俗史学方面，除了郭沫若所写的《屈原》等5部大型历史剧外，抗战时期的通俗历史著作还有许立群的《中国史话》、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等。

综上所述，1937—1949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前一阶段形成的基础逐渐成长和成熟，撰写了一大批既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注意详细地占有资料，并有独立学术见解的史学论著，可谓研究成果累累，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和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