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各民族文化的新交融（第2页）

再如哈萨克族。该族不少知识分子都懂汉文，能直接阅读鲁迅、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从中汲取思想营养。著名诗人和教育家克孜尔·马木尔别克，不仅精通汉文，能以汉文写作，从1920年起，还在本族大力提倡学习汉文，并自己创办学校给本族青少年教授汉文。[45]

至于那些以前就广泛使用汉文的民族，如回族、壮族、白族、水族、侗族等，进入民国后，又都有了较大发展。以侗族为例，这一时期，用汉文创作的侗族文人大量出现，尤其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早较深的侗族北部方言区，发展更为迅速。苗延秀、潘乃霖、舒守恂、王天培和杨和钧等，是他们中的出色代表。其作品反映侗族人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较以往有较大提高，作品形式上也有进步，除了传统的汉文古典诗词之外，还产生了杂文、新诗、小说、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46]

与此同时，汉族文化典籍也大量被翻译成各少数民族文字，变成了各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内涵。这成为民国时期汉族文化向少数民族流动的又一重要表现。此期被译成各少数民族文字的汉族文化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政治理论乃至大型工具书等方面，都有涉及。其中又以译成蒙族、藏族、哈萨克族等文字的为多。汉籍译成藏文方面，法尊的佛教经典藏译和《西游记》藏译本的流传最有影响。在将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同时，法尊也将《大毗婆沙论》等汉文佛教经典高质量地译成了藏文。时人称赞他说：“藏译汉，汉译藏，他一个人净智圆通，无碍无著，濡笔即成，也是空前的事。”[47]《西游记》的藏文名为《唐僧喇嘛传》，藏译者为加那珠古·杜度。杜度出生于光绪年间，为四川省巴塘宗竹巴寺的寺主。他译《西游记》的具体时间究竟在清末还是民初目前尚不得而详，但可以肯定的是，该译文手抄本民国年间流传于藏族。《唐僧喇嘛传》将《西游记》一百回本压缩概括成藏文三十回本。全书采用了意译法，有的地方还加以了改写，可能是鉴于宗教原因，原本中孙悟空大闹天宫和三打白骨精的精彩章节，删除未译。但它包括了原本中大部分主要故事情节。全书以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译出，语言流畅，通俗易懂，阅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它是现今所发现的汉族著名小说译成藏文的罕见珍贵之作。[48]

汉籍译成蒙文方面，比较重要的有蒙古族现代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和诗人克兴额主持翻译的《聊斋志异》。该译本历来被公推为蒙文翻译作品的典范。喀喇沁右旗人博彦毕勒格图曾用十年时间将民国初年出版的《辞源》译成蒙文，也是一件盛大的文化工程。其学识精神和毅力，均令人敬佩。1917年，呼伦贝尔人成德从汉文复原《蒙古秘史》，并将《元史》译成蒙文，在蒙汉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位置。《蒙古秘史》是我国蒙古族最早的用蒙文写成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其原本早已失传，仅存明初的汉字标音本（附汉文翻译）。成德用蒙文将其复原，满足了广大蒙古族人了解本民族的起源、早期历史、社会、文学和语言的强烈愿望，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这一时期，从汉文译成蒙文的历史典籍还有《辽史记事本末》、《金史记事本末》以及《西汉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等通俗历史读物。

此外，汉族的文化和思想名著还被译成哈萨克、维吾尔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鲁迅的《阿Q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就曾被译成哈萨克文，对哈萨克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影响。[49]

民国时期，不仅少数民族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一般少数民族人民对汉文化的了解也较以前增多了。在原西康地区（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区）就有不少手工业者和民间艺人，能说全本《水浒传》、《三国演义》和《七侠五义》等作品，在安多地区（今甘肃、青海一带藏区）也有专门讲唱“甲惹卜”的民间艺人，“甲惹卜”即“汉族历史”或“汉族故事”之意。

通过与汉人和汉族文化的接触，少数民族从中吸收了一些新的文化内容，促使自身的文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如此期壮族戏曲的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就都受到汉族戏曲的影响。

南路壮剧民初时演变为马隘土戏，方言白多用壮语，韵白则多用汉语，服饰和乐器等虽作了一些民族特色的改革（如文生不戴公子巾，而以布巾包头，乐器增加了民族乐器马骨胡、葫芦胡等），但仍保留了明显的汉族戏曲因素。北路壮剧在蒙古年间大受粤剧影响，该剧原无武打，后来也从粤剧中借用。

富宁壮剧受粤剧的影响还要大些，无论是音乐、表演或剧目方面，还是服装、道具和化妆方面，都仿效了粤剧。其舞台语言尤显汉壮结合的特色。壮语、粤语和当地汉语在剧中冶为一炉。哎伊呀和乖的奴的唱词基本上全用壮语，道白和上场引子则基本上用汉语，小丑插科打诨时，又用壮语，这种舞台语言便于当地壮汉人民都能听懂壮剧，也因此增强了壮剧的民族地方色彩，有利于加强艺术感染力。

水族双歌的产生，也是此期汉水文化交流的典型结晶。由汉族商人、军人和戏曲团体带入水族地区的汉族民歌和故事传说，经过水族民间艺人移植、加工改造后开始在水族人中流传，产生了许多带汉族色彩的水族双歌。在这方面，著名的水族歌手潘静流成绩显著，他不仅能唱而且能编，在短暂一生中，自编和抄录下来的双歌有一百多则。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节孝妇和尼姑》、《伯牙遇知音》等。《伯牙遇知音》根据《今古奇观》中的《伯牙碎琴》故事改编而成，用于水族结婚席上演唱来感谢送亲姑娘，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化移植的特点。

在水族，受汉文化直接影响还产生了一种四句七字民歌（如《忆古人》等）。它与水族传统的三、四分节结构不同，是四、三分节的。一般四句一首，其中长的可达数十句。用汉语演唱，曲调也采用当地汉族民歌曲调，演唱者多为一些没有文化的水族姑娘。

另外，包括水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中，此期还出现了许多受汉族传统影响的民间故事，如水族故事《青蛙人》就是一个典型。故事人物性格鲜明，富于人生哲理，深受水族人民喜爱。凡此种种，都对水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之间也有直接的文化交流，特别是那些邻近和杂居的民族之间。例如有些传统故事和民歌就曾互相发生影响，像水族中流传的《盖脸虫》，布依族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名叫《美娘与厄绍》。藏族文学作品《米拉日巴传》、《尸语故事》、《格萨尔王传》等，在被译成汉文的同时，也被译成了蒙文，在蒙古族广泛流传。

四、民国文化发展中少数民族的贡献

民国时期，少数民族对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们以火热的**，参与酿造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民国文化的宝贵神髓，是此期一切新文化得以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这一点，从前面所提到的向警予等为代表的众多出自少数民族的英烈们身上，可以真切体会而无需赘言。

除了他们对本民族自身文化发展的推动，对国内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外，在民国文化发展的众多领域里，也都凝聚着少数民族人民辛勤创造的汗水和卓而不凡的成绩。

比如语言学方面，可与赵元任、李方桂等相提并论堪称一代大师的罗常培先生就是满族人。罗氏一生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对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方言研究卓有成绩，对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也有不少开创之功。他所著的《厦门音系》（1930）、《唐五代西北方言》、《临川音系》（1939）、《中国音韵学导论》（1949）、《语言与文化》（1950），多已成为民国语言学的经典之作。纳西族人方国瑜先生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专擅东巴文和纳西族语言研究，曾著《纳西象形文字谱》等。同时，他还是著名的史学家，后来著有《彝族史稿》等名著。此外，像回族的马坚、王敬斋，也都是从事阿拉伯语教学与研究的著名学者，曾为回教的研究与传播做出过突出贡献。

历史学方面，少数民族中更是大家辈出。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是维吾尔族人，向达是土家族人，白寿彝是回族人。翦伯赞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20世纪以来新史学发展的总结。它的问世，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渐趋成熟。此外，他的《中国史纲》两卷，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优秀著作。向达学识渊博，学术贡献殊多，尤其在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其代表作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中外交通小史》（1933）和《蛮书校注》等。白寿彝在民国时期也已显示出史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才能，其重要著作有《中国交通史》（1937）、《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1946）等。

哲学方面，水族的邓恩铭、白族的张伯简等人值得一提。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20年参与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张伯简是我国早期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编著《各时代社会经济元素表》，为中共出版机构多次印行，1936年，国民党当局以“宣传共产鼓吹阶级斗争”为名将其查禁。他还译编有《社会进化简史》一书，为我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阐述社会发展简史的理论著作之一。1925年该书在上海和广州出版。次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将其列为10种“授课以外之理论读物”中之一。直到1943年，在毛泽东心目中，此书仍是值得一读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方面的著作。[50]此外，20世纪40年代，蒙古族著名文化人齐燕铭在批判蒋介石文化哲学的斗争中，也起了积极作用。

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研究方面，少数民族中也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其中蒙古族人萨空了是突出代表。他先后担任过《世界画报》主编、《立报》总编辑、《光明日报》总经理和秘书长。总编《立报》期间，实行小型报纸精编主义，销数达20万份，为全国之冠。他还是民国著名的新闻学家，曾在民国学院新闻系等校讲授新闻学，所著《科学的新闻学概论》，对新闻和报纸发展的规律作了独到的总结和分析，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新闻学理论的代表作。[51]

文学方面，仅满族作家老舍一人已足以让少数民族感到自豪。《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早已成为民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杰作，并为我国的文学赢得了世界性荣誉。

艺术更是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最有贡献的文化领域之一。以京剧论，不少民族都有自己杰出的京剧艺术家。一代京剧大师程砚秋就是满族人。他在艺术上勇于创新，根据自己嗓音的特点，创造出一种幽咽婉转的唱腔，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程派”。他所编写的剧本如《鸳鸯冢》、《青霜剑》、《荒山泪》等，大多表现旧社会妇女的悲惨遭遇。中年后，他兼致力于戏曲理论研究，对舞台艺术和剧种源流等的探讨，也颇有收获。日本侵占华北时，他深居简出，拒绝出演，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民族骨气和可贵人格。蒙古族人言菊朋，回族人侯喜瑞，也都是一代京剧名家。言氏师承谭鑫培而有所发展，他注意音律和四声调值，形成一种婉转跌宕的唱腔，世称“言派”。所擅演的剧目有《让徐州》、《卧龙吊孝》等。侯氏则擅演《青风寨》、《盗御马》等剧，饰《战宛城》中的曹操，工架精美，别具一格。

在绘画和武术等方面，少数民族中也不乏技艺高超、影响全国的高手。土家族画家张一尊以擅画马著称，山水花鸟造诣亦精。另一土家族人黄永玉，则以牌画享誉画坛。在民国武术界，回族人王子平极具影响，他幼习武艺，精于摔跤和各式长拳，先后在北京、济南、上海等地从事武术活动。曾任中央国术馆少林门门长。其后来所作《拳术二十法》为中国武术名著。

以上只是粗略地举出几例，远不能反映少数民族对发展民国文化所做贡献之全貌，但仅此已足以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化，乃是华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晶。

注释

[1]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2辑，36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2]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242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3]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311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4]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49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5]戴念祖：《五四运动与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三），37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6]长虹：《走到出版界》，14页，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

[7]《今年该是什么年》，《文学》第4卷，第1号，1935。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9]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371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10]余凤高：《“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1]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2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12]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36～3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

[13]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290～295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