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因革论和经世事功之学（第3页）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
在朱熹看来，功利之学比禅学还要可怕。他又说：
陈同父（亮）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己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子，可畏，可畏！[89]
全祖望则称之为“婺学”，他并且把吕祖谦作为婺学的代表。他说：
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唐仲友）则为经制之学。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甫，皆相互讨论，臭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而说斋独不与诸子接，孤行其教。
试以艮斋、止斋、水心诸集考之，皆无往复文字。水心仅一及其姓名耳。至于东莱，既同里，又皆讲学于东阳，绝口不及之，可怪也。[90]
可见，浙学，也就是全祖望称的婺学，他们之间没有往来，但有共同的学风特征。之所以还不能称为学派，一是它们之间存在差异，二是即如永嘉诸子，他们学术相互切磋的记录在《集》中也没有发现，全祖望对此感到不可以理解。当然全氏的说法不是很全面。但至少，要形成一个学派，必要的学术上的往复还是必要的。我一向认为，可以称之为浙学、婺学或者浙东学术，但把它们作为一个学派，则是明显不妥。
全氏说“东莱尤能并包一切”，说明吕学在浙学中的折中地位。浙学的第一个特点，是重经亦重史，讲畜德致用。陈亮、叶适论史、议史并且把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是非常突出的。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无今古；至学之则不然，不深于古，无以见后，不监于后，无以明前。古今并策，道可复兴，圣人之志也。
水心又谓：
古人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狭而不充，为德之病。[91]
陈亮同样言事功，所不同之处，龙川以同理学相对立的形式出现。全祖望说：“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92]黄百家说是“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陈亮是“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一世大学者，其论史言功利是其思想中一大特点。同时代的吕祖谦倡读史变风气，讲畜德致用。他说：
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而后德可畜。不善畜，盖有玩物丧志者[93]。
朱熹对吕祖谦不满的地方，如前所说，是“于史分外仔细”。
浙学重史亦重经，朱熹以经为先，史为后，认为经细而史粗，把史学放在从属的地位，朱熹是使史学会归于理学之纯粹；浙学与朱学不同，言经言史，重经也重史。在吕氏那里，更体现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吕祖谦的作品中，史学著作是主要的。重要的有：《大事记》、《大事记解题》、《大事记通释》、《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以及《东莱博议》。前三本书相互联系，构成一个系统。《大事记》12卷，起自周敬王三十九年，止于汉武帝征和三年，是一本编年大事。《通释》三卷，引诸儒文学评论历史。其中引《易大传》、《书序》、《诗序》、《论语》、《孟子》、刘向的《战国策序》、《太史公自序》、《史记》，一直到《程氏遗书》。关于《大事记解题》12卷的写作意图以及它和《大事记》、《通释》的关系，吕祖谦说：
《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也，列其统纪可考矣。
《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至于畜德致用浅深大小，则存乎其人焉。次辑之际，有所感发或并录之，此特一时意之所及者，览者不可以是为断也。
这三本书组成一个整体，一是“畜德致用”的修史指导思想。也贯穿他的理学观点。二是以编年载事为主要内容。三是把史考、史论综合为一体。当然这样“史”、“论”分开来写，又给人以割裂的感觉。
由第一个特点，导出浙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倡经世致用之学，这里不仅是通过畜德讲致用。黄宗羲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94]吕祖谦在《与朱侍讲书》中说薛士龙（季宣），“于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工夫，眼前殊少见比。”叶适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95]浙学言理财、言用兵、言民生日用，甚得要领。
作为浙学的代表人物，吕祖谦在经世致用之学上，更为突出。他提倡“学者当须为有用之学。”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从12个制度方面谈致用。这本书和《大事记》、《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以及《文集》，言致用是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选举、学校、官制、赋税（有的地方又单列财赋）、漕运、盐法、酒禁、钱币、荒政、治河、田制、屯田、兵制、马政、刑法、政事。这里已涉及官制以外的内容，后来的王应麟、黄震在史学上也具有这样的特色。
经世致用的史学在南宋以后，发展很快，成为史学中的主要思潮之一。
浙学第三个特点是学术兴趣广泛。黄百家说，薛季宣在治学上“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96]陈傅良继承这一传统。从另一面说，这种广博，在一些学者那里，又有“杂”的一面。叶适是较为纯粹的，而吕祖谦的学术既博又杂。朱学、陆学、湖湘之学、经制之学，乃至佛教思想在他的思想上都有反映。这影响他的史学的致用，也使他的史学发展受到了局限。一些人谈宋代的史学，对他的史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和吕氏思想上的博杂有一定的关系。他的史学著作中理学色彩相当的重。《东莱博议》虽说是“少年场屋所作”，但无可争辩的是，这本书中的史论、史评精见不少，议论文字亦规范，但反映出来的观点却是斑驳的色彩。
事功学者所论不合朱熹理学家的求于天理之正的要求。朱熹和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辨很可以说明他们之间的分歧。陈亮不同意朱熹的天理论，朱熹以三代为天理流行的至治之世，后世为人欲横流的时代。学者当论天理之正，不当言功利。陈亮在《又甲辰秋书》中系统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流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曹孟德本领一有跷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败相寻，更无着手处。此却是专以人欲行，而其间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间出。诸儒之论，为曹孟德以下诸人设可也，以断汉、唐，岂不冤哉！
陈亮认为不能把汉唐以下历史，都看成是人欲横流的时代，看成是历史的倒退。汉唐时代是一种“与天理暗合”的时代，汉唐人君的本领同样宏大开阔。陈亮驳斥了朱熹的历史退化的议论。但也要指出，陈亮的思想又有不彻底的一面。他肯定汉唐人君的同时，又认为曹孟德一类人是应该否定的，果真如此，这千五百年，只有一二人君有与天理暗合之心，那历史仍是“架漏过时”。这就给朱熹攻击留下缺口。
在《又乙巳春书之一》中，陈亮回答朱熹的非议，进一步阐发道不离器、道不离人的观点，这也为事功的思想提供了理论的说明。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朱熹与浙学在思想上的分野。
经世的史学思想从南宋以后，得到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