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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科举制度新发展

宋代登用人才，完善学校规制，仍旧是实行科举。其主要办法是科举与学校并行。北宋前期仍沿袭唐代旧制，举进士第。但科举的举行并无定期，内容以唐代旧制为主。到了王安石变法时期，设用经义取士，即获取人才不问家世，限制势家与孤寒竞进，严防考官营私，学生作弊，全凭经义、诗赋、策论取士。这其中重士人的政治治国雄略与胸怀抱负，不专重文词是当时取士的一大特点。因此，重知识才能，绝门第血统不仅是宋代科举制的一大进步，而且也是宋代科举的一大标志。但就培养良才，完善教育体制的意义上说，宋代科举制的发展，是宋代文化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能广泛地选拔人才，推动宋代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对推动和完善学规也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中国科举制度肇始于隋，奠基于唐，而完善于宋。唐代科举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学、明算诸科。唐中叶以后，进士科日益重要，日益成为庶族地主热衷追逐的科目，因此进士科就成为统治者网罗人才的主要途径。宋代的科举，较之唐代有了变化，尽管科举有贡举、制举、童子试等，但最重要的还是贡举。

一、贡举

宋代的贡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等科。科目虽多，但士人最重视的还是进士科。进士科也就成了宋代科举的主要内容。因进士历来为朝廷所重，所以士人趋之若鹜，人才也多出此科。

宋代贡举考试，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解试，二是省试，三是殿试。

解试，即由诸州、开封府、国子监将合格举人贡入礼部的一种考试。地方的解试一般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秋赋”。解试时一般由诸州判官主持进士考试，其他科目由录事参军主持。若地方官不懂经义，则选低一级官员充任，但要经判官监考。解试要求非常严格，试卷上要加盖长官之印，主考官和监考还要同时签名。若发现考生有舞弊行为，即当场驱逐，若主考官收受考生贿赂，也要受到严厉处分。

省试，通过解试的考生，宋人称之为“举子”和“贡生”，于当年冬季到京师集中，于次年春季参加省试。省试由礼部主持。“举子”到京后，到礼部报名，并写明家状、年龄、籍贯及参加科举次数，获取考试资格。考前礼部先发一“都榜”，即座次表。考试之日，考生依次就座。主考官出题后，考生可开始答卷。至哺后，开门放考生出，试卷入柜。省试也有严格规定：“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带入；除官员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挟出，殿一举”[20]。宋初，省试共分四场，第一场试诗赋，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策，第四场试帖经，以分场定去留，诗赋在省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重诗赋承继了唐代遗风，并不能代表士子的真才实学，这才引发了对贡举的改革。

殿试，实际上是省试的复试形式之一。宋代的殿试，始于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因当时李昉知贡举，发生了考场作弊一事，太祖召见落第举子360人，选其中195人，另考其诗赋，得进士26人，附于省试进士之后，省试第一名在殿试时不一定为第一名，这才有了省试和殿试的区别，出现了“省元”和“状元”的名称。殿试，宋初考诗赋和论，神宗时殿试进士，罢诗、赋、论，而专以策，后又加律义、断案。哲宗元祐更化后，恢复诗、赋、论。绍圣以后，又遵熙宁试策之制。南宋殿试专以试策。

宋的贡举，尤其是进士科，考试的内容前后多有变化，这种变化与宋代社会的变革和文化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总的来说，宋代的贡举有三次大的改革。宋初，科举考试一依李唐，进士以诗赋分等第，明经（诸科）以帖书，墨义定去留。前者是唐代重文辞之风的延伸，后者是汉学贵记诵之风的遗留。但是宋代科举，承袭唐代遗风甚浓，重进士而轻经生。“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21]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经生之所以在宋代受到冷落，一则是世运变化，儒学不振；二则是经学本身走入死胡同，“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22]所谓帖书，即帖经，具体做法是掩住所习经书某页两端，中间留出一行，让考生读其上文或下文，或用纸贴住某一行中的几个字，令考生读出被贴的字。墨义即以书面的形式用经书上的原话回答问题。不论是帖书，还是墨义，内容上重章句注疏，形式上尚死记硬背。这既不能反映应试者的实际能力，又无法发挥关于经义的个人心得和创造性见解，难怪宋人要贱其科。明经不振，举子的视线自然要转移到进士科。宋代进士考试项目，太祖时只有诗、赋，太宗时增加论，诗、赋、论并为“三题”，成殿试的学格。“三题”之中尤重诗、赋，“比来省试，但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江、浙之士，专业诗赋，以取科第”。[23]既然进士科承袭唐代，因此重诗赋轻策论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进士考试重诗赋很难选拔出有治世真才的人。鲁宗道曾言：“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诸科对义，但以念诵为工，罔究大义”。[24]范仲淹也对科举重诗赋轻策论颇为不满，曾说：

国家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济？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或可救其不逮。[25]

不论他们从何角度出发，都对宋初以来取进士重诗赋轻策论，选不出真才实学者的科举政策提出了批评，这才导致了仁宗天圣年间在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科举改革。

仁宗天圣年间科举改革突出的成就是以策论升降天下士。天圣五年（1027年）科举改革前，关于科举进士，已不完全只重诗赋，开始兼考策论，考试分为三场，一日试诗赋，一日试论，一日试策。在贡院取进士时，“不得只于诗赋进退等第，今后参考策、论以定优劣”[26]。也就是说考进士除注重诗赋外，兼以策论定去离。到天圣五年策论就放在诗赋之前，成为首要。天圣二年进士科放榜，史载：

赐宋郊（庠）、叶清臣、郑戬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郊与其弟祁俱以辞赋得名，礼部奏祁名第三，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推郊第一，而置祁第十。刘筠得清臣所对策，奇之，故推第二。国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27]

叶清臣之所以能得第二，不是因辞赋好，实是对策有水平。叶清臣以对策压倒“以辞赋得名”的宋氏兄弟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才有了后人所说的“浚学伟文，发于妙龄，决策三篇，万儒竦听，阔视霄路，直步云庭”[28]的盛况。从此以后策论成为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内容。天圣年间的科举改革，对当时儒学复兴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北宋古文运动相表里。科举考试侧重面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价值取向的改变。

北宋科举改革的第二次是庆历年间，它是与庆历新政相一致的。庆历新政，颁布了贡举新制。主要改革措施有两点：一是“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二是“士事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以晓析意义为通，五通为中格”[29]。庆历科举改革突出成就在于先策，次论，后诗赋，一改天圣年间的“通较工拙”为“逐场去留”，增加了策、论成绩在进士考判终审中的比重。原来处于末位的策试，现在代替诗赋成为进士进退的关键，使重策论轻诗赋成为科场的指导思想。尽管庆历新政不到一年便夭折，但科举改革的成就却被不折不扣地保留下来。尤其是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重登中央政坛，以翰林学士权知礼部贡举，大张旗鼓执行这一措施。嘉祐二年的科举，在宋代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唐宋古文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且使苏轼、苏辙、曾巩等优秀古文家脱颖而出，为宋代文化繁荣期的到来提供了一种简易传道的工具和组织了一支宏大的队伍。关学、洛学、蜀学、王学四大流派，有三派的代表人物出自欧阳修之门，如洛学开山程颢及弟子朱光庭，关学巨子张载及弟子吕大钧，蜀学代表人物苏轼、苏辙，都是嘉祐二年进士出身。这些文化巨子的脱颖而出，与科举改革有密切的关系。

北宋科举改革对宋代文化影响较大，较为彻底的是第三次，这次科举改革是与王安石变法同步进行的。按王安石的设想，科举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宜先除去声病对偈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第二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30]。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主要进行的还是第一步。当时新定贡举大概有两点极为重要：一是废罢明经及诸科，名额推入进士一科；二是进士科墨试诗赋、帖经、墨义。考试的程序是：“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从内容上看，熙宁改制比前两次更为彻底，首先罢试诗赋，独留策论；其次新增大义，地位在策论之上。即如马端临所总结的“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31]。即以策论代替诗赋，以义理代替记诵。标志着北宋科举改革的成功。从文化史角度看，前者标志着唐以来的文章之学在科场的终结，后者标志义理之学对训诂之学斗争的胜利。宋代三次科举改革促进了理学的形成，推动了理学的发展，“士皆趋义理之学”[32]，成为北宋中叶前后出现的学术思潮，不仅标志着理学确立和走向成熟，也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转折、大趋势，王安石、张载、二程都是这一时代潮流的代表。

熙宁科场改革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王安石主持编纂、作为经义考试统一标准的《三经新义》，即《周礼》、《诗》、《书》三经义，成为科场和学官的法定教科书。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元祐时期，新法被一一废除，在科举取士方面恢复了诗赋，但与经义并行，虽要求士子习经不准专用王氏新义，禁用王氏学说，但王氏科举改革原则和《三经新义》仍得以延续。迄至南宋，取士虽有以诗赋和经义之别，但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后，进士考试分为两科，即诗赋和经义。各考三场，永为定制。从宋代科举改革的情况来看，科举从内容到形式的前后变化与宋代文化学术的发展一脉相承，科举改革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又对科举产生了重大影响。

宋代科举分贡举、制举、童子试等，但制举和童子试在宋代不起多大作用，或设或废，倒是贡举成为科举的主要内容。宋代贡举有进士科、九经科、五经科、开元礼或三史科、三礼科、三传科、学究科、明经科。进士科和明经科最为主要，但随着社会的变化，明经科受到冷落，进士科独步青云，成为统治者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同唐代相比，科举制度到宋代完全确立，科举取士日臻严密，科举向所有人开放，“取士不问门第”，“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33]，只要你肯用功，符合录取条件，均可考试为官。所以从宋代以后，科举成为士人跻身政界，改变一生命运的唯一途径，也是统治阶级网罗人才的主要手段。

宋代社会与唐代社会有许多不同，虽同是封建社会，但生产关系出现了某些变化，这在科举方面得以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