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道教与宋代政治及文化(第2页)
(四)南渡后的道教发展
北宋灭亡,南宋鼎立,但道教的官方地位始终没有动摇。高宗中兴之际,便“置观于城南,寻徙于西湖之滨,分灵芝僧寺故基为之,祠宇宏丽,象设森严……势若飞动,敞西斋堂,以挹湖山之秀,为崇佑馆,以处羽衣之流,称其为大神之居。高宗脱履万乘,尝同宪圣临幸”。[60]在这内外交困之际,张天师以献策为己任,为高宗出谋划策,画符念咒,立坛作法,甚得皇帝信任,徽宗以来的崇道热潮又升了温。高宗崇道一是热衷于修道观,立观醮祭;二是借助道教为其统治制造神秘色彩;三是给道士以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宋代的崇道活动不仅没有因北宋灭亡即停止,反而发展势头有增无减。
高宗之后,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诸朝,崇道活动都很热闹,一是国策使然,二是借助神道以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企求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如孝宗乐尚道学,许道观广占良田,在经济上给道士以保障,杭州显应观“道士初止十余人,今益以众;田止百余亩,今益以广。启观门而许士庶祈,咸有定期”[61]。宁宗时,道教之风更炽,尤以都府为盛,乡民请建祠观,朝臣请愿,宁宗欣然应允并定名,此外亲驾道观祈祷更为寻常。理宗登基,宋朝大厦将倾,为求神助,颂神兴道更为热烈,最火热的莫过于对神仙、道士的加封。加封神仙目的是求得神仙保佑,这种做法主观上对宋朝政治不起什么作用,而客观上对于道教在宋代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道派兴衰
宋代道教教派比较多,而最盛的是茅山宗,其传习十分清楚。从入宋后第一代宗师成延昭算起,历7代,迄至北宋亡。北宋一百多年,除成延昭、蒋元吉、万保冲、朱自英、毛奉柔、刘混康、笪净之、徐希和茅山派八大宗师外,尚有张绍英、武抱一、王筌、汤用明、沈若济、冯太申等人闻名于世。
除茅山派一系外,张天师一脉在宋代道教中影响也较大。此脉道士张正随、张乾曜和张继先为著名道士,尤以张继先最为显名。
在北宋还兴起了新的道派,这就是天心派和神霄派。天心派出现较早,其初祖为太宗朝饶洞天,其脉传袭较明,至迟在北宋后期已在各地区流行,徽宗时有名道士有元妙宗和路时中。神霄派兴起较晚,大致在北宋末才兴盛,以林灵素、王文卿等人闻名,这些道士均见重于徽宗。天心派和神霄派均为符箓道法派别,不同的是天心派重视三光符、黑煞符和天罡大圣符,而神霄派则重于五雷符。
北宋时道教派别主要有茅山派、张天师派和阁皂山派,这几个派别同属符箓派,因其所依三大名山龙虎山、茅山和阁皂山,又称“三山”。不过这三派茅山宗占主导地位,天师派影响也很大,而阁皂山道士因没有出现杰出的道士,只是例行为人设醮奏章、招魂劾鬼,故而不显。
在北宋有许多道士派系并不十分明确,他们或为社会各阶层祈福禳灾,招神劾鬼,以“济世度人”为己任;或隐姓埋名,专事个人修炼,不求闻达于世,但在宋代道教中确有名。如陈抟、刘若拙、苏澄隐、张白、丁少微、柴玄通、赵自然、贺兰栖真等人。这些人虽传袭不明,但都虔诚奉道,辛勤修炼,各自在不同方面取得了成就,为道教的发展做了有益的工作。
北宋亡后,道教出现了许多新教派,在河北有全真道、太一道、净明道。这三个道派均传袭于北宋道教流派,但全真道和太一道活动地域主要在金统治区,而在南宋统治区盛行的只有净明道。所以我们谈南宋教派专以净明道为主。
净明道在南宋的产生和传播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宋代道教中,尤其在民间信仰中,许逊崇拜十分普遍,而净明道把许逊作为祖先加以尊奉,可见净明道是从许逊的“灵宝化”中脱胎产生的。那么净明道产生于何时?学术界看法不一,我们认为詹石窗先生的观点较为可信,即净明道产生于南宋绍兴年间。金、元、南宋时期,是产生新道教最多的时期之一,除全真道、太一道在北方流行外,在南方活动最多的是净明道。但这也不排除各个道派间的互为传播,如全真道就有南北二宗,可见南宋时期全真道同样比较活跃。
三、陈抟及其他道家
两宋时期是道教的复兴和发展时期,其突出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官方崇道热促进了道教的复兴和发展;二是道教派别滋生较多,出现了许多新教派,如正一道、太一道、净明道和全真道;三是出现了一批杰出的道士,他们对道教经典的整理以及道教思想,对两宋道教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样在道教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两宋道士有思想者不过数人而已,而对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应首推陈抟。
陈抟是道教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后唐明宗时因举进士不第,才“服气辟谷”为道士。宋初,曾屡受太祖、太宗的召见,太宗当上皇帝据说与他有很大关系,所以太宗赐其号为“希夷先生”。陈抟尤长于《易》学,《宋史·隐逸传》说:“抟好《易》,手不释卷。常自号扶摇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导养及还丹之事。”陈抟虽著述甚丰,但多亡佚,能够推演他的象数观念的,是《易龙图》及其序。蒙文通先生言:“观于希夷、鸿濛受诏酬对之际,正其宗风所在,视林灵素辈之术,非能之而不言,殆有不屑为者。则已厌上来隋唐之旧辙,而极深研几于图书象数,此又新旧道流之一大限也。吕东莱编《宋文鉴》,于希夷取《龙图序》一篇,此正宋之道家。”[62]《易龙图》仅一卷,有图文两部分,文字很短,据宋元道士雷思齐云:“陈抟图南始创意,推明象数,自谓因玩索孔子三陈九卦之义,得其远旨,新有书述,特称《龙图》,离合变通,图余二十,是全用《大传》天一、地二至天五、地十、五十有五之数,杂以纳甲,贯穿《易》理。”[63]陈抟长于《易》,并通过象数来表现其思想,而其象数观念是建立在“天地未合之数”和“天地已合之位”的区分上的。在他看来,“天地未合之数”是根本的,“天地已合之位”是变形而来的。陈抟的象数观念对宋代理学家影响很大,这就牵涉到宋代理学史的一桩公案。据说,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是来源于陈抟的《无极图》,如果说周敦颐完全师承陈抟,似不完全可信,但说周氏思想来源于陈抟的思想,则或许有很大可能。此外,北宋理学家邵雍的象数之学是传陈抟先天之学得以发挥,则是事实。陈抟开北宋象数学之风,对北宋理学及象数学有重大影响。同时,陈抟还是首倡三教合流的第一人,他的观空思想就明显有佛教哲学思想的烙印,出于佛而入于道。他说,“欲穷空之无空,莫若神之于慧,斯太空之蹊也。于是有五空焉”,五空即顽空、性空、法空、真空、不空,只有通过这五空,才能达到神仙境界,“一神变而千神形矣,一气化而九气和矣。故动者静为基,有者无为本。斯亢龙回首之高真者也”[64]。他对佛教极为推崇,认为佛教可以引人入于不可言喻而只能“感诚”的神仙境界,但他又肯定儒家的“独慎”思想,认为“一念之善,则天地神祇、祥风和气皆在于此。一念之恶,则妖星厉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独其慎”[65]。他的三教合流思想对理学的兴起,实有开启作用。这说明三教合流、互为渗透不只是宋儒革新儒学的需要才被迫提出,而是三教俱有的共同愿望。
继陈抟之后,在道藏文献整理方面有名的道士要算张君房。君房真宗景德中三举进士及第,官至集贤校理,大中祥符中,自御史台谪官宁海。张君房一生著述甚丰,如《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等书。真宗崇道,令其编纂道家经典。君房不负君托,编成道书120卷,复撮要提凡总万余条成《云笈七签》。道教称书箱为“云笈”,分道书为三洞四辅,总为七部,故题此书名为《云笈七签》。君房编此书目的是“上以酬真宗皇帝委遇之恩,次以备皇帝陛下乙夜之览,下以裨文馆校雠之职”,主要是供皇帝御阅,以便了解道教的概貌。其次是为了文馆校雠之便;此外,也是为了使道教这一传统的宗教得以发扬光大。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书“类例既明,指归略备,纲条科格,无不兼该,道藏菁华,亦大略具于是矣”。但这部虽为道藏的文献,却看不出某一道士的思想体系来,只是一本供参考所用的书。
张君房后,在宋中叶又出了一个有名的道士,这就是张伯端。张伯端是北宋天台人(今浙江境内),少好学,自谓“仆幼亲善道,涉猎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靡不留心详究”。张伯端的主要思想及代表作主要为《悟真篇》。道教发展到宋代,符箓派成为主流,但金丹道教继之而兴,从魏伯阳的内丹说为中心思想到张伯端时发展成为道统。北宋金丹道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人,而到张伯端时,金丹道教呈蓬勃发展之势。从《悟真篇》中可以看出张伯端对道教的杰出贡献。
张伯端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他的性命学说,他把性分为先天之性和气质之性。他说:“欲神者气禀之性也,元神乃先天之性也。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自为气质之性所蔽之后,如云掩月,气质之性虽定,先天之性则无有。然元性微而质性彰,如君臣之不明而小人用事以蠹国也。且父母构形而气质具于我矣,将生之际而元性始入,父母以情而育我体,故气质之性每寓物而生情焉。”[66]这种把性分为“本元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与宋儒朱熹的许多说法相同。张伯端早于朱熹,可见张伯端关于性的理论说法给朱熹以很多启示,只不过理学家不言炼丹说,而道教徒却极关注内丹的修炼。
张伯端还有“性命双修”之说。他认为老子的修养方法重命不重性,而佛教徒重性不重命,儒家才“极臻乎性命之奥”。他主张儒释道三教为一,认为“教乃分三,道则归一”。但在具体方法步骤上则主张先“命”后“性”。他说:“虚心实腹义具深,只为虚心要识心,不若炼铅先实腹,且教守取满堂金。”“虚心”即性功,“实腹”指命功,古人以精、气、神丧失殆尽为“不识心”,因此炼丹时要先实腹以补已亏损之精、气、神,然后循序渐进,再行无为之道。张伯端关于性命的注解,给日后的理学家以许多暗示,在修养方法上亦有互为关联之处。
张伯端提倡三教归一,此后成为宋代道家各派的一个共同趋势,即道家思想中糅合佛教和儒家的学说。两宋之际的曾慥是这样,南宋宁宗时的白玉蟾也是这样,南宋末年的俞琰更是如此。在其《易外别传》中以邵雍的《先天图》发挥道徒内丹的宗旨,公开宣称《先天图》是“丹家之说”。他所著的《周易参同契发挥》更是采纳朱熹的学说,有时也采纳张载的说法。所以,俞琰是道教和理学家之间的一个桥梁。
宋代道教无论在思想上或规模上都是道教史上最发达的时代,其思想体系有许多和理学家相通的地方,他们互相影响互为推动。理学家表面上讳言佛道,而道教却是大张旗鼓援儒入道,提出“三教归一”的主张。如果单从思想史上讲,道家的学说给理学家以很大启发,丰富了理学家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因此在宋代文化史上,援儒入道,佛道合流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四、儒道融合
儒、佛、道三教合流是宋代三教关系的大趋势,尤其是道教入宋后被官方尊为官方宗教,但其并没有关门自我发展,而是不断吸引和融合其他学派的思想。上文我们提到道教徒张伯端、曾慥等人都表现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同时大胆吸收儒家思想,充实和完善道教思想体系,这只是道教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所作出的自我完善的态势。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主要方面即儒家对道教的吸收,这是宋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也表现出了宋代学术的开拓、兼容精神,我们有必要重点探讨道教和儒家的关系,宋儒对道教的吸收和认同。
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道教被尊奉自不必多言,而道教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还是表现在一般的士人阶层上,尤其以弘扬传统儒学为己任的宋儒们,对待道教持何种态度更能说明问题。
在佛教和道教的立场上,宋儒一般是认同道教而拒斥佛教,因为道教比之佛教,离儒家传统文化要近一些,从民族意识出发,大多宋儒多认同道教。如王禹偁对佛教坚决排斥,但视道教为知己,穿道士服,读《老子》书,并赋诗颂道:“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67]宋儒这种亲道疏佛的认识,导致了理学在形成过程中对待异学的两种态度,一是宋儒吸收异学,先由道而后及佛;二是宋儒在吸收佛学时,往往打着道教的旗号来进行。如宋初李觏、曾巩等人在排佛时就竭力主张,苟不得已可以通过读老庄之书的方法以代替并消灭佛教,其根由便是“何必去吾儒而师事戎狄哉”[68]。在他们看来,佛为夷狄之教,而道为本土宗教,在民族情感的驱动下亲老疏佛是宋儒都能接受的方法。
儒学对道教的吸收,最典型的事例要算理学家邵雍、周敦颐在其学术思想中对先天图和太极图的接受。据一些史书载,邵雍之《先天图》、周敦颐之《太极图》从师承上说均来自于宋初道士陈抟、种放,这种观点已为学术界所否定[69],但周、邵两图在创造过程中接受道家的影响是可靠的。如《太极先天图》云:“粤有太易之神,太始之气,太初之精,太素之形,太极之道,无古无今,无始无终也”;周敦颐之《太极图说》云:“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邵雍之《皇极经世·经世衍易八卦图》云:“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从上述三者对比可以看出,前者自为一家,后二者颇有相似之处。前者用的多是道教术语,而后者显然是糅进前者创成之说。邵雍、周敦颐作为理学大师,其学说多方糅进了道家思想。
在宋代儒学大师中,对道教的经典之作《老子》特别垂青的是王安石,他著有《老子注》二卷,书中将儒道融合在一起的做法有三:一是以儒解老,二是以老解儒,三是糅合儒道创成己说。如王安石在解释道家的“无为”思想时,就明显地掺进了儒学的内容。他在解释“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时说:“为学者,穷理也。为道者,尽性也。性在物谓之理,则天下之理无不得,故曰‘日益’。天下之理,宜存之于无,故曰‘日损’。穷理尽性必至于复命,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者,复命也。’”他引《易·说卦》中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解释道家之“无为”,从理论上把道家阐释为宋儒都可接受认同的性理之学。不仅如此,他还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剖析道家的“无为”思想,认为“无为”不仅通于佛教的心性义理,也通于儒家的“礼乐刑政”。
王安石之时,各学术流别都试图将儒佛道糅合在一起。苏轼走的是由儒而道,由道而佛的治学道路,其弟苏辙亦不例外。苏辙平生用力最多的是《老子新解》。苏轼对弟弟此书的评价是:“子由寄《老子新解》。使战国时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70]就连后来的朱熹也说:“苏侍郎晚为是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71]不论其是赞许或批评,大都承认苏辙在此书中糅合了儒释道三者的特点。可见,宋儒在治学时大都援道入儒,儒道结合。其实这不光是宋儒的努力方向,宋代的道士们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如道士张伯端在《悟真篇》序中所言:“老释以性命学开方便门,教人修积以逃生死……《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解,《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又仲尼极臻于性命之奥也。”可以说性命之学成了儒释道三家共同追求的结合点。因此北宋中叶以后,儒、佛、道三教合流成为中国思想发展史的一大特色。宋代的新儒学正是在排斥佛老,又尽用其说;既捍卫儒学的独尊,又兼收异质文化的基础上,才造就了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