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学和史学的相互影响（第2页）

司马光像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属山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年68岁。

司马光于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父母相继去世后，司马光服丧五年。这期间，他闭户读书，著《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等及史评18篇，其中许多内容成为后来《资治通鉴》“臣光曰”的内容。所以在事实上，司马光的修史工作已经开始。英宗治平元年至四年（1064—1067年）期间，司马光始作《历年图》5卷，是书为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治平元年进。又作《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迄秦二世三年，其内容成为以后《通鉴》的前8卷的内容。治平三年，司马光由谏官改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夏四月，英宗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治平四年，神宗即位，三月，司马光除翰林学士。十月，《历代君臣事迹》书成，因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神宗亲制《序》。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不合，居西京洛阳，“自是绝口不论事”，专修《通鉴》。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书成，加资政殿学士。次年，哲宗即位，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废新法。为相八个月去世。这短短几个月的政治生涯，他全力以赴的是废新法，实在不光彩。但毕竟他在助手的协助下，完成了《资治通鉴》这部伟大的史学巨著，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他的光辉一章。

《资治通鉴》294卷，记叙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的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突出的是历史盛衰总结的意识。司马光说他修《通鉴》的动机是：“每患（司马）迁、（班）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相对地说，司马光虽然可与周敦颐、张载、二程及邵雍，并称为“北宋六子”，但其理学思想有很多不足，用《宋元学案》的评价，是“未为醇粹”。司马光更多的是从历史变化的事实中，讨论历史盛衰经验教训。

司马光强调封建统治者人君在历史兴衰中的作用。他认为，人君的素质、才能、品质，直接影响历史的兴衰。所以人君特别要修心。修心的内容是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此话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三十六中的《初除中丞上殿札子》；又见卷四十六，《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及《稽古录》卷十六的《臣光曰》。“仁”、“明”、“武”三字经式的盛衰论，司马光说这是他一生治史的最大的心得，“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35]

仁、明、武和官人、信赏、必罚，是一种内和外的关系。前三者，是人君的内在素质。后三者，是人君行使权力，施之于外。司马光说：“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36]归根结底，司马光的历史观是“君心”决定历史盛衰论。

“礼”是人君仁、明、武的体现，又是用人、赏功、罚罪的依据。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在封建等级的礼制上，因此“礼教”的保存或破坏，就成了衡量一个社会盛衰的标尺。《资治通鉴》开篇说：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在这里，礼的根本在分与名。那么礼与分、名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司马光说：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

在这里，所谓“名”，是概念；“器”为具体的事物。以具体的事物，如君与各级官员的物质待遇俸禄、爵位名号相应的服饰车马、仪仗乐舞等，以这种种差别显示出等级来，这就是“分”。所以司马光说：“非器不显”。他以为用了这种办法，“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这又是说“礼”是根本。但下面又说：“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事实是，名器是由于等级礼制的破坏，才会错乱、亡失。司马光在哲理上，不只是颠倒“名”与“实”的关系，而且表现出思维相当的混乱。历来史学家只应取其基本用心，即维持封建等级制度的“礼”，才能使社会安定、兴盛。

这里又陷入新的混乱。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维持了等级制度，社会才能兴盛；社会动**，等级制度也就不能维持；而要国家兴盛，就要维持等级制度。这样议论是同义语反复，司马光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他的历史盛衰论除了其中的重人事的思想外，是相当贫乏的。司马光在《通鉴》中发了两百多条“臣光曰”，如果把它们集中起来，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新意，多数是前人已谈过的“老调”。《通鉴》的主要价值在“史”，以史事留给人的思考，而不在“论”。

这样说，不是简单地否定。上面说过，司马光历史盛衰论中值得重视的是他的重人事的思想。前面说的“君心”决定兴衰，其中同样包含有重人事的思想成分。它由此把人君分成五类。他在《稽古录》卷十六中说：人君之道一，是用人。人君之德有三，即仁、明、武。人君之才有五，也就是在历史上有五类的人君：第一种是创业之君，为智勇冠一时者。第二种是守成之君，为中才能自修者，兢兢业业，奉祖考之法度。第三种是凌夷之君，是中才不能自修者，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不辨忠邪，不察得失，不思永远之患。第四种是中兴之君，这种人君是才能过人而善自强者，知下民艰难，悉下层情伪，勤身克意，尊贤求道，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第五种为乱亡之君，是下愚不可移者。这种君王，舍道趋恶，弃礼纵欲，用谗陷之小人，诛杀正直人士，荒**无厌，刑杀无度，内外怨叛而不顾。司马光说：“夫道有得失，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小大；才有美恶，故世有盛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

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对于治理社会的意义。人君的官人、信赏、必罚，其落脚点是“用人”。他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37]关于用人之道，司马光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其一，选人、用人、察人，据不同的职事的要求，考察实绩。司马光说：

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38]

其二，用人不讲门第、阀阅。司马光说：“选举之法，先门第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他以为，君子与小人之分，不在于禄位，也不在于是在朝，还是在野，而在德与才。宋代地主阶层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品官地主。品官地主的特点是一般没有世袭的特权，门第阀阅的观念相对地说是淡化了。这是一种现实。另一种情况，是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的革新，长期居洛阳，以“在野宰相”的身份冷眼旁观，等待收拾新政行不下去后的残局，他把一批革新的人士视为“小人”。因此，他绝不会主张用锐意改革之士。所以一种史学思想中有合理的因素，但其中又有其一定的背景，这是我们研究史学思想时应当注意的。

其三，用人不论亲疏。在用人上应当“无亲疏、新故之殊，唯贤、不肖为察。”区别贤与不肖，做到不论亲疏用人，一个重要的思想是有“公”心。司马光说：

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39]

在封建社会里，一切政治集团，都是一定政治倾向的“众”，即使“己不置毫发之私于其间”，所谓的“公”，也只是一定政治范围内的“公”。司马光临终前为相八个月，何尝不论亲疏去用人？

其四，用人当容其短。《资治通鉴》论到敌国材臣可用，举到历史上的人物有秦用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羽，曹魏得许攸而破袁绍。这些例子，表明“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40]

其五，用人不疑。既要用人，“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41]

总之，《资治通鉴》突出了“用人”在历史治乱兴衰中，具有关键作用。司马光认为，这是为君之“道”，“为君之要，莫先于用人”。他在《功名论》中说：“人臣虽有才智而不得其施，虽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忧劳于上，欲治而愈乱，欲安而愈危，欲荣而愈辱矣。”这些在司马光的历史盛衰论中是有价值的部分。

司马光反对灾异的神秘主义的观点，也是他重人事的思想的组成部分。唐玄宗开元二年，发生两件事，一件是太史预报庚寅日将有日食发生，结果没有出现日食。宰相姚崇上表祝贺，请求把这件事记到史册上。玄宗同意姚崇意见。第二件是太子宾客薛谦光把武则天制作的一口鼎献给玄宗。鼎上有铭文，这篇铭文的结尾是“上玄降鉴，方建隆基”。姚崇上贺表，说是玄宗（李隆基）的受命之符，并请宣示史官，颁告中外。司马光批评这样的做法，说：“日食不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诬天也。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42]

司马光史学思想有积极的内容，但是他的折中主义的哲学观点，使得他的思想显现出矛盾与驳杂；他的政治态度，给他的史论打上烙印。

司马光批评了天人相关的灾异论，但又肯定“天”是支配社会的有意志的力量。他说：

天者，万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违。……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灾；失人之分，必有人殃。[43]

司马光的名分礼教观，最终还是由天命论来支持。司马光思想上缺少哲理，比较肤浅，这是一些理学家如程颐所不满的地方。司马光着重从现实、从用人上论历史的兴衰，同样为理学家看不起。加上司马光在评论历史人物和从实际出发编纂史书，和天理的教条不一致，凡此都说明司马光和理学有相通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程颐对《资治通鉴》有微词，司马光修《通鉴》的助手范祖禹，另写《唐鉴》，在观点上和司马光有相当大的分歧。理学家包括后来的朱熹等都批评司马光。朱熹把司马光列入宋代理学家“六先生”中，但“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44]。其原因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解释。

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认为历史的盛衰完全为“理”所支配，整个中国历史依据天理流行情况分为两个阶段，用他的话来说，三代天理流行，汉唐人欲横流。这是一种历史倒退论，也是为把史学纳入理学的范畴中去，“会归理之纯粹”。

吕祖谦像

和朱熹同时代的吕祖谦（1137—1181年）认为天理支配历史运动，但他和朱熹不同的是，更强调从历史运动自身谈盛衰。朱熹对他不满意的地方，在于吕氏过多言史；吕祖谦重史亦重经，而没有把经放在最高位置上，导致对理学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朱熹批评吕祖谦宗太史公之学，说：“抬得这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45]但这正是吕祖谦的优点，能继承司马迁的史学传统，所以吕氏的历史盛衰论在两宋的史学史上显现出自己的独有的光泽来，把宋代理学家关于历史盛衰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

首先，吕祖谦提出读史要看“统体”。他说：

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其偏胜及流弊处皆当深考）复须识一君之统体，如文帝之宽，宣帝之严之类。

统体，盖谓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二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读史自以意会之可也。[46]

吕祖谦强调要从主导的方面去评定一代或一个人君统治时期的盛还是衰。但仅仅认识历史的统体还不够，还要从盛衰的现象中作出分析，找到原因，这称之为“机括”。他说：

既识统体，须看机括。国之所以兴，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败；人之所以邪，所以正，于几微萌芽时，察其所以然，是谓机括。[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