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历史文献学的发展（第1页）

第五节　历史文献学的发展

宋代历史文献学的发展首先要提到的是金石学。何谓金石学？刘节先生说就是现在的考古学的一个门类，也可以说是现在考古学的前身。“金”主要指殷周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往往都有铭文。“石”主要指秦汉以后的石刻。郑樵在其《通志·金石略》中讲：“三代而上，唯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唯用石刻。”不论是刻于铜器上的金文或刻于石碑的石刻，都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资料，有些可以补历史记载的不足，有些可以证历史记载的谬误，有些实物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古代历史。

一、金石学成就

关于宋代发现的金石材料是很多的，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类：

一是殷周彝器，二是石刻，三是古泉布、钱币，四是汉代竹简，五是陶器，六是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等。

把金石资料作为新史料运用于学术研究的要首推刘敞，他将所收集到的先秦铜器11件，请石工摹其文，绘其图刻于石头上，取名为《先秦古器图》。在《公是集》自序中说：“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载，圣王所立，有可长太息者矣，独器也乎哉。”有了这些器物，就可以“礼泉，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117]。现存最早的研究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的专书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10卷。后来又有赵明诚的《金石录》30卷，“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摩而仅存者，略无遗矣”。他们认识到，史书中有关“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118]，已经认识金石对证史补阙纠谬的重要性，他们收录金石是为了“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119]。吕大临在其《考古图序》中也说，他研究古器，是要“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缺亡，正诸儒之谬误。”这些古器物“制度法象之所寓，圣人之精义存焉”。已认识到古器物的真正价值。

宋人搜集青铜器、石刻拓片除官府收藏外，私人收藏的也不少，估计有38家。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又竟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吴钰为光州固始令，先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间有异物，而以僻远，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者入古器自牍。既而罢黑官，凡得五六十器，与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后余中表继为守，闻之，微用其法，亦得十余器”。可见收集金石古器是一些人谋生和发财的手段，这与史学家利用金石古器研究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正是社会搜集古器物成风，大量的铜器石刻被人们从黄沙厚土中挖掘出来，为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新史料，也为金石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金石学创立作出不朽贡献的是南宋郑樵。郑氏在其历史巨著《通志》中首创《金石略》，并精辟指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形貌。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120]。他重在强调用金石文物来考辨核实史事，历史文献与地下实物相互印证。这实际上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正是由于大量的铜器出土，石刻拓片的丰富，宋代金石学研究成果丰富起来。

（一）古器图录

1．吕大临的《考古图》　吕大临是宋代著名的学者，他著有《考古图》10卷。本书收录官私收藏铜器224件，石器1件，玉器13件。这些古器均按年编排，摹有图形、款识，并详明尺寸、重量、容量，注明何人收藏及出土地点。此书体例严谨，有疑则缺，成为我国最早而较系统的古器物图录。

吕大临著《考古图》书页（局部）

2．《续考古图》　容庚认为是南宋赵九成所撰，该书共有5卷，所收录铜器、玉器、瓦当、瓦鼎共101件。这些古器除各地进献给朝廷者外，余皆被29家收藏。此书不如《考古图》体例严谨，基本上是流水账，随见随录，所收录图、铭文多有失误，或有图而未写铭文，或有铭文而与原器不符，可以说是图识失真。

3．《博古图》　《博古图》30卷，为王黻等人奉诏编撰。该书收录自商至唐古器共839件，分成20大类，每一类都有总论，每件古器均有图形，此外尚记其大小、重量、容器、铭文以及考证。这些古器对研究古代历史颇有价值。

（二）金石学著作

1．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欧阳修是著名史学家，长期用功于搜集金石刻辞，其搜集金石材料的范围“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121]他先编成《集古录》，后又经详加考订，撰跋尾400余篇，分为10卷，此书成为最早的一部金石学专著。

欧阳修很重视用金石资料补正史的缺漏。嘉祐四年（1059年），他给刘敞的信中就说他曾用收集的金石古器与正史相互参验，“证见史家缺失甚多”[122]。他用金石资料验证正史的很多，如他收集到的《唐孔颖达碑》和《唐书》相比较，发现了唐书中许多失误和漏掉。如《唐书》不载孔颖达生卒年月，亦不载与魏徵共修《隋书》之事，且孔颖达的字碑上是冲远，而传上为冲达[123]。再如《隋郎茂碑》证郎茂不是死于京师，而是随天子出游江都而死。所以，“史书之谬，当以碑为正”[124]。因此《集古录跋尾》主要是欧阳修以金石资料证史之不足、纠正史之谬误的一部金石学研究专著。

《金石录》

2．赵明诚《金石录》　赵明诚是宋代有名的学者，人们多注意到他与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爱情故事，其实他对金石学颇有研究，研究成果不下欧阳修。赵明诚长期访求古器、石刻，寻得从商周到五代金石拓片2000多卷，后仿欧阳修《集古录》体例，撰成《金石录》30卷。

赵明诚收集金石拓片，主要是重视金石刻辞的史料价值，他在《金石录》自序中言：“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则又考其异同，参以他书”。在此书中，赵明诚的确以金石刻辞在很多地方弥补正史记载的缺误，而其用功最多的是以金石刻辞考证新旧唐书之失。

3．洪适《隶释》、《隶续》　洪适非常喜爱隶书，他搜集了汉魏碑刻拓片189种，并将此与《水经注》、《集古录》等前人所收录的汉魏碑目五百多种编辑在一起，是有《隶释》一书，共27卷。此后又陆续把所得的碑刻文字以及画像、砖、镜铭文等编辑起来，是为《隶续》一书，共21卷。这两本书的重要之处在于所载碑文，均以原字书写，并对碑文中的通假字有所说明，对一些史事进行考证。因此“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125]。

此外，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尚有陈思的《宝刻丛编》20卷，专门收集碑刻，并将有地可考的碑刻分别编入，不详者附于书后。在每条碑刻之下，收集各家考辨审订的材料。《宝刻类编》8卷，作者不详，此书专门收集周秦至五代的碑刻，并依帝王、太子诸王、国主、名臣、释、道、妇人、姓名残缺八大类进行编排。每类碑刻均以书碑人名为纲，附所书碑目，注明年月地名。

另外，在考释金石文字方面的作品还应当提到的有这些：

1．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帜》　此书共20卷，书中所录器件款识，依原样摹写，并附有释文，考证史籍中的有关史事。此书收录夏器46件、商器165件、周器253件、秦器18件、汉器29件，这些古器均有铭文，按朝代加以排列。这些古器并非都是铜器，也有石器和玉器。薛氏“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学，能集诸家所长而比其同异，颇有订讹刊误之功，非钞撮蹈袭者比也。”[126]此书主要辑录的是篆文，目的在于鉴别书法，属于专门辨订古籀文字的专著。

2．王俅《啸堂集古录》　此书中收录有从商到汉铜器铭文以及各种印章345件，这些古器印章均摹其款识，并以当时的文字加以注释，但不足之处是未作考证。

3．王厚之《钟鼎款识》　此书收录了从夏到晋古器铭文59件，在每种古器前面均标出器件名称，并记载其出土于何地，收藏在何人之手，解释所刻铭文，也是研究古文字的专书。

4．娄机《汉隶字源》　此书依洪适《隶释》编排次序，弥补洪适所缺的部分，卷首收录汉代到西晋碑刻340件，并记载碑刻年月地理、书写人的姓名。之后采用《礼部韵略》分类法，分成5卷，用楷书书目，以隶书排比其下，韵中不载的字附卷末，文字异同的随字加以注释。有些字加以考证，纠正前人之误，此书亦为考订古文字的专著。

（三）器物石刻的著作

2．董逌《广川书跋》　此书分为两部分，主要是对铜器石刻的题跋，前4卷题铜器跋，后6卷题汉唐以来的石刻跋。此书最大的特点在于“论断考证，皆极精当”。[127]

3．翟耆年《籀史》　翟氏所著《籀史》，其实是一部金石书目的提要，书中分别对作者生平进行介绍，对其内容进行评述，有些失传的金石学著作，在此书中能了解到大概。此书对研究金石学史很有价值。

此外，宋代还有一些其他的专门性学术研究著作，如洪遵的《泉志》，是最早研究古代货币的专著。

宋代的金石学成就，不仅在于搜集了大量的古器石刻，并对这些文物进行研究，也还在于一些学者利用发现的古器石刻验证正史，补正史之不足，纠正史之缺误，这些工作是不可磨灭的，也可以说是宋代金石学形成的最主要标志之一。因此，王国维对此评价颇高，说：“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欧、赵、黄、洪各据古史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128]。“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129]。但我们说金石学是近代考古学的前身，只是从宋人对铜器石刻的重视程度以及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来说明，它与考古学尚有一定的距离，但金石学在宋代的崛起，对宋代文化的繁荣，对史学研究向新的领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方志、杂史与笔记

宋代史学的发达，还表现在方志的繁荣以及杂史、别史、笔记的大量出现。

（一）地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