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史学批评与通志（第2页）

厥初生民，穴居野处，圣人教之，结巢，以避虫豸之害，而食草木之实，故号曰有巢氏，亦曰大巢氏，亦谓之始君，言君臣之道于是乎始也；有天下百余代。民知巢居未知熟食，燧人氏出焉，观星辰而察五木，知空有火丽木则明，故钻木取火，教民以烹饪之利，号燧人氏。以夫燧者，火之所生也。时无文字，未有甲历纪年，始作结绳之政而立传教之台；始为日中之市而兴交易之道，亦谓之遂皇。或言遂皇持斗机运转之法，以施政教，此亦钦若昊天以授民时之义也。[103]

这段文字和《周易》的《系辞》内容大致相同，而少了神道设教的说明。司马光的《稽古录》卷首，也写伏羲氏，但着重是写伏羲“以木德继天而王”，说明皇权天授的由来。如果再和《韩非子·五蠹》篇、柳宗元的《贞符》篇相比较，《通志》增加了有关文字、文明产生的内容。郑樵的描写，是把人类的古史理解为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

在另一个地方，郑樵写到古代的君臣之道，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上古之时，民淳俗熙，为君者唯以奉天事神为务，故其治略于人而详于天……唐虞之后，以民事为急，故其治详于人而略于天。[104]

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有关国家职能的问题，虽然他不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科学的理解，但他揣测到原始社会治理是“详于天而略于人”；到了唐虞之后，管理职能发生变化，“详于人而略于天”。这已经是性质上的变化。

此外，郑樵对历史发展的阶段、对封建社会的兴衰等问题都有独到的论述，并以这些认识去评品历史著作。

第三，郑樵提出“会通”的思想。用“会通”思想评价史学作品，这里面体现他对历史一定的理解，也是他对史书编纂的要求。“会通”思想是一个体系。《通志》的《总序》开篇说：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历史前后互相联结、相互因依，因此写史应当反映这样一个历程。按照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史学作品，他特别推崇通史著作，批评那种割断历史联系的断代史。他强调历史的前后联系，这是不错的，但具有“通识”的史家写断代史，同样可以成一家之言。突出一代盛衰变动，断代史又有自身的优点。这里，我们不争论通史、断代史的长短，也不去评论班、马的优劣，重要的是从中看出郑樵的历史眼光。

第四，郑樵批评前代史书以天人感应说、灾祥说解释历史，反对以所谓的《春秋》笔法，在史书中搞“任情褒贬”。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这一问题。郑樵认为，在史书中以灾祥说解说历史兴衰的变动，是一种“欺天之学”。他称在史书中以所谓的《春秋》史法、搞字字褒贬是“欺人之学”。他说：

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105]

郑樵主张史家的职责在如实记载史实，而不在褒贬。他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何）、曹（参）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王）莽、（董）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因此，他认为史家没有必要在书中写论赞，他说：“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在记载史事时，写史书要平心直道，“著书之家，不得有偏徇而私生好恶，所当平心直道，于我何厚，于人何薄哉”。[106]

在中世纪，所谓的纯客观的史学是不会存在的。但郑樵揭露封建史学“欺人”、“欺天”的实质，要求史家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有进步的意义。

另外，郑樵在批评前代的文献学时，提出了治学要用类例的方法。他说：

善为学者，如持军治狱，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107]

这里说的“部伍之法”，郑樵解释是：“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108]“类例，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例，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尔。”[109]“类例”主张强调治学、整理文献，要分类研究；分类要在探究文献本末源流的基础上进行。这在文献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清人章学诚说：

自刘、班而后，文艺著录，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竟源流。[110]

郑樵的严格学术批评，招来不少非议。南宋陈振孙说郑樵“讥诋前人，高自称许”。“虽自成一家，而其师心自是”。[111]清人如钱大昕、王鸣盛、戴震、周中孚等，对郑樵的学术批评很反感，说他“大言欺人”[112]、“贼经害道”[113]，郑樵的史学批评受到这样的指责，是不公平的，章学诚有中肯的分析。说：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吷乎。[114]

郑樵的史学批评给当时的学术界带来一股新鲜空气。郑樵也说他的批评，其用意是要打破那种“经既苟且，史又荒唐”[115]的局面。他又说，他非好攻古人，其批评用意在“正欲凭此，开学者见识之门户，使是非不杂糅其间”[116]。

总之，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两宋的史学思想都是中世纪史学思想的一个大的发展，在理学浸润的学术氛围中，郑樵的史学是独树一帜，坚持实学的主张，具有反理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