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博大宏深的艺术园囿 第一节 俳优歌舞杂奏（第1页）

第十一章博大宏深的艺术园囿第一节　“俳优歌舞杂奏”

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来源于人民群众，来源于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个社会大动**、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各民族艺术在时代影响下也趋于大融合。它昭示着中国的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正酝酿着巨大的发展变化。这一时期，被称为“清商乐”的新音乐发展起来，随着“江南吴歌”和“荆楚西曲”的融入，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并逐渐传到北方。与此同时，西、北各民族的“胡戎乐”大量传入中原，与传统的汉族音乐交相融合，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舞蹈也表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至于杂技、幻术和村歌社戏更是种类繁多，异彩纷呈。

一、音乐机构和乐官

我国自周代起就有了正式的音乐机构和乐官，杜佑《通典·职官七》载：“《周官》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亦谓之乐尹，以乐舞教国子。”秦、汉设有太乐、乐府二机构，掌音乐及伎乐人。

三国至南北朝，音乐机构逐步完善。魏晋设协律校尉、太乐令、鼓吹令、清商令，属太常。协律校尉，汉协律都尉之职，魏以杜夔为之；及晋，改为协律校尉，掌正定乐律之事。太乐令，掌习音乐与乐人簿籍，属官有丞一人；鼓吹令，掌百戏、鼓吹乐人等事，属官有丞一人。东晋元帝时，省太乐并归鼓吹；成帝咸和中，复置太乐官，哀帝又省鼓吹并太乐。清商令、丞各一人，主宫内音乐事。南朝宋、齐、梁、陈因之。梁武帝天监七年，以太常为太常寺，其属官有太乐、鼓吹令等，“又置协律校尉、总章校尉监、掌故、乐正之属，以掌乐事”[1]。并增设清商署，管理清商乐。

北魏置太乐博士、太乐典录、协律郎、协律中郎。“后齐置官，多循后魏”，置太乐署，令、丞各一人，掌诸乐及行礼节奏等事；鼓吹署，令、丞各一人，掌百戏、鼓吹乐人等事；又有协律郎二人，掌监调律吕音乐。北齐诸帝好“胡戎乐”，由中书省专司其事，中书省掌管伶官西凉部直长、伶官西凉四部、伶官龟兹四部、伶官清商部直长，伶官清商四部，这样，中书省又同时具有执掌音乐的部分职能。北齐另有典书坊，“并统伶官西凉二部、伶官清商二部”[2]。北周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后改为乐部，有上士、中士。隋唐承袭齐、周，变化不大。

二、音乐文化的大融合

中国古代音乐分两大类：一为雅乐，二为郑、卫之音。雅乐是指供帝王祭祀宴享的音乐，又称“中原正声”；郑、卫之音本指郑、卫两国的地方音乐，因为它较为放任而不合礼所要求的中和的准则，故《论语·卫灵公》有“郑声**”之语；《礼·乐记》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后来便以郑、卫之音通指放任的民间乐歌了。周代的雅乐其实就是《诗》三百篇，《诗》中的“雅”是贵族宴享的应酬诗章，“颂”是歌颂上苍与祖先的庙堂诗，它们都是非民间的东西，只有“风”来自民间，经乐师采集、整理和加工，配合钟鼓进行演奏，也就成为雅乐了。东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于是**声炽而雅音废矣”[3]！两汉雅乐有所谓五方之乐：一是祭祀先祖的宗庙之乐，二是“以迓田祖”的社稷之乐，三是移风易俗的辟雍之乐，四是宴乐群臣的黄门之乐，五是“王师大捷，令军中凯歌”的短箫之乐。

汉末大乱，乐章亡缺，雅乐**尽。直至建安初年，曹操平定荆州，获善八音的汉雅乐郎杜夔，才使雅乐粗备，但杜夔只能传旧雅乐四曲，即《鹿鸣》《驺虞》《伐檀》《文王》。至魏明帝太和（227—233年）中，“妙善郑声”的左延年改《驺虞》《伐檀》《文王》三曲，雅乐所存就只有《鹿鸣》一曲了。西晋末年发生“永嘉大乱”，《鹿鸣》也随之失传。至此，旧雅乐几亡佚殆尽。

西晋沦亡后，中原大乱，出现民族大迁移、大流动的浪潮。一方面是中原汉族人民流向四方，更多的渡江南来，汉魏旧乐相继传到南方；另一方面是周边各族人民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原，西域、漠北的音乐大量输入黄河流域。与此同时，东晋政权立足江左后，南方的民歌如《子夜歌》《阿子歌》《欢闻歌》《桃叶歌》《前溪歌》《团扇歌》《读曲歌》《乌夜啼》《石城乐》等也大大发展起来，并被乐府搜集整理。在南北政权相互交聘和各族人民的频繁交往中，南方的音乐又给北方以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当时的乐坛呈现出大融合的局面，故《通典·乐典三》称：“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

三、新音乐的发展

魏晋时，在《相和歌》的基础上，新的音乐发展起来，称为《清商三调》或《清商乐》（简称《清乐》），是流行于东晋南朝的音乐。《相和歌》的乐律主要有“平调、清调、瑟调”，汉世谓之“三调”。《清商三调》表明它继承了《相和歌》的乐律而举清商调为代表。

《相和歌》本汉代旧歌，皆街陌讴谣之词，属民歌一类，其最初形式是没有伴奏的“徒歌”。汉魏之际发展为“一人唱（领唱），三人和”的“但歌”。魏武帝曹操尤好之，其后宫“有宋容华者，清彻好音，善唱此曲，当时特妙”。曹魏时，它进一步发展为“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4]。领唱者手执小鼓，打着拍子唱歌，并有乐器伴奏，《相和歌》的名称便由此确立。当时流行的《相和歌》有十七曲，乐师朱生、宋识、列和等人将其合并为十三曲。“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倡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善善弹筝，朱生善琵琶，尤发新声。”[5]这六位乐师和歌唱家对《清商乐》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对东晋南朝新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晋末，中原大乱，《清商乐》随着人民的流徙而南渡，又不断吸收“江南吴歌”和“荆楚西曲”等大量南方民歌，内容日益丰富。南朝时，《清商乐》极为流行，不少歌唱家因善唱《清商乐》而垂名后世，如齐代的朱顾仙、朱尚，梁代的吴安泰、吴弟、韩法秀等，宫人王金珠“善歌《吴声》、《西曲》，又制《江南歌》，当时妙绝”[6]。梁朝政府又令斯宣达“选乐府少年好手，进内习学”[7]。梁武帝还亲自挑选后宫《吴声》、《西曲》女伎各一部，赐与大臣徐勉。陈后主更爱之如痴如醉，“于清乐中造《黄鹂留》及《玉树**》、《金钗两臂垂》等曲，与幸臣等制其歌词，倚艳相高，极于轻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8]。其风靡之状，由此可见一斑。北魏孝文帝南伐淮、汉，宣武帝定寿春，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西曲》开始流播到北方，总称为《清商乐》。北齐皇帝所用御乐则有清商二部、清商四部等。隋文帝灭陈后，得南朝《清商乐》，爱其节奏，赞叹说：“此华夏正声也！”特置清商署，专司其事；并将《清商乐》列为七部乐之一，称为《清商伎》。“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其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五人。”[9]唐朝武后时，《清乐》犹有六十三曲。

横吹画像砖（南朝）1957年河南邓县出土

四、北方的鼓角横吹曲与胡戎乐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方民歌称鼓角横吹曲。“横吹”是西汉武帝时，乐师李延年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乐曲改编而成；鼓吹本军乐，马上奏之。鼓角横吹曲就是以曲调配合鼓吹，在马上演奏的民歌。这些民歌大多来自鲜卑、氐、羌等民族，其中也有汉族的。《鲜卑乐》又称《北歌》，北魏时称为《代真人歌》。北魏建都干城（今大同市）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其内容“上叙祖宗开业所由，下及君臣兴废之迹，凡有百五十章”[10]。北周、隋朝时，与《西凉乐》杂奏。因其歌词多系少数民族语，难以理解，故留传下来的不多。

现存的十六国北朝民歌数量虽不如南方民歌，但题材比南歌广泛得多，反映的社会面宽得多。“鼓角横吹曲”是在马上演奏的，带有军歌性质，故战争题材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如《慕容垂歌》三首出自前秦，是嘲笑慕容垂打败仗的歌；《企喻歌》生动地描绘了出征健儿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同时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也有些民歌深刻地揭示了在战争环境中，北方各族人民被迫迁徙逃亡、饱受饥寒贫困的痛苦情景，如《紫骝马歌》写道：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

《雀劳利歌辞》道：“雨雪菲菲雀劳利，长咀饱满短咀饥。”《鼓角横吹曲》的《木兰辞》是北方民歌中第一名作，它通过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战斗女英雄的光辉形象，反映了北方人民强悍好武、不畏艰难、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北齐民歌《敕勒歌》则表现了北方草原那苍凉无垠的景象，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环境。

击鼓陶俑（北魏）

1953年陕西西安出土

北方民歌也有用箫鼓演奏的，箫鼓是鼓吹的别名。大约东晋后，《鼓角横吹曲》传到南方，梁、陈两代有很大发展，陈后主曾派遣宫女去北方学习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

除民歌外，十六国北朝最盛行的音乐是胡戎乐，这些音乐大都从西域、漠北传来，主要有下列几种：

《西凉乐》：前秦末，吕光、沮渠蒙逊等占据凉州（今甘肃、宁夏及青海湟水流域）时，在中原旧乐中掺入龟兹（古西域国名，今新疆库车一带）乐而成，号为《秦汉伎》。北魏太武帝平定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魏、周之际称之为《国伎》，自北魏至隋皆重之。“其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11]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歌曲之间的“过门”曲）有《万代丰》，舞曲有《于阗佛典》。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掐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笙、箫、大筚篥、小筚篥、长笛、横笛、腰鼓、齐鼓、担鼓、贝、铜钹十九种，为一部。

《疏勒乐》：疏勒，古西域国名，今新疆喀什市一带。北魏通西域后，疏勒乐传来中原。其歌曲有《元利死让歌》，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十种，为一部。

《高昌乐》：西魏与高昌（古西域国名，今新疆吐鲁番东）通使，始有高昌乐。隋初，高昌献《圣明乐典》，内容逐渐丰富。

陶女乐俑（北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