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三曹巨子与建安文学（第2页）

作为建安作家之一，曹丕的诗也有少量关心社会现实，向往建功立业的内容，如《上留田行》：“居世一何不同？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反映了当时贫富不均的现象。《至广陵于马上作》：“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叙述的是军旅生活。但由于宫廷生活的限制，以及政治和思想上趋于保守，因而内容同其他建安诗人包括他的父亲曹操相比，感受较为肤浅，风格不如他们悲凉。在曹丕主要的生活年代里，三国鼎立局面业已形成，社会相对安定，他可以在其父的庇护下过贵族公子的生活，对现实感受不是特别深刻，所以诗歌题材狭窄，缺乏气魄。

曹丕的诗更多的是歌咏男女爱情和离愁别恨，描述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表现最为出色。这些诗，情思婉转凄楚，表现了诗人对不幸者的深切同情。如《燕歌行》第一首：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作者利用七言诗的长处，音节和谐舒缓，刻画细致生动，感情缠绵悱恻，语言清丽简洁，运用一种如泣如诉的笔调，成功地表现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的秋夜中思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的精神，又有自己的创造。这篇作品代表了曹丕诗歌的艺术风格。

曹丕在诗歌形式的改革上作过大胆尝试。他的诗形式多样，除五言诗与四言诗外，还有当时少见的六言诗，《燕歌行》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其杂言诗篇幅长，句法参差多变，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他诗歌语言的风格特点是不加修饰，近于口语。故钟嵘《诗品》称之为“率皆鄙直如俚语”。

曹丕的诏、令一类散文，风格与曹操相近。其他文学性较强的为两篇《与吴质书》。本来，书信为实用文体，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间的书信日益普遍地用精美的文辞写景、抒情，有意增强其文学色彩。曹丕在这一风气中起了带头作用。

曹丕自己的创作成就不高，但他以太子、帝王身份大力提倡文学，对建安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学批评专论。

二、曹植

曹植（192—232年），字子建，曹操第三子，是建安作家中最受人们推崇者。曾封陈王，死后谥“思”，故世称陈思王。流传至今的诗作共有80余首。另有完整和较完整的散文、辞赋约40篇。

曹植虽然自称生于乱世，长于军中，但自幼聪颖，才华出众，养成了倜傥不群、恃才傲物的作风。他的生平与创作，以220年曹操去世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反映在作品中，内容与风格均有明显不同。前期，曹植在父亲的荫庇下，往来于邺下文人之间，过着优裕闲适的贵族生活。这一时期的诗歌，大部分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2]的自状，即宴饮唱和应答之作，社会意义不大。也有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和吐露自己志趣与抱负的作品，情绪比较激昂，其中特别出色的是《送应氏》。其一为：

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焚烧。垣墙皆倾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诗成于建安十六年（211年），乃因送应玚出行，就途中所见而写。其时离董卓焚毁洛阳虽已20余年，但因连年战争，一度繁华无比的东汉都城，仍是一派萧条残破的凄凉景象。诗中反映的汉末军阀混战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与曹操《蒿里行》主题相同。不过，混战最严重的时候，作者尚在童年，生活经验不足，感受尚浅，故本诗反映汉末社会动乱的深刻程度，较之曹操等人的作品，略有逊色。

曹植后期，生活剧变：挚友被杀，身受曹丕、曹叡父子的猜忌，长期受到迫害，在高压下忍辱偷生，心情极端悲愤苦闷。他的诗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但内容与风格已发生了显著变化，那种雍容华贵的诗作已极少再出现。一些表达自己不甘闲居，要求施展才华的愿望的作品，也不像早期作品那般豪迈自信，而是显得深沉悲凉。更多的作品，是集中抒写对个人命运的失望，对曹丕政治集团的怨恨与恐惧。这些诗文中，充满着受压迫的痛苦，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预感到自己将在屈辱与碌碌无为中蹉跎岁月，失去人生价值的悲哀。最能代表曹植这一时期创作特色的作品是《赠白马王彪》。其他较突出的还有《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美女篇》和《吁嗟篇》等。

曹植一生也写了不少游仙诗，流露出一种消极出世的思想，从根本上对人生表示怀疑和否定。这是现实与理想发生矛盾，而又无法解决的结果。

曹植的诗在艺术上有很大的独创性。他是第一位大力写五言诗的诗人，数量占传世作品的半数以上。他的五言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但有很大的创造与发展，表现之一是有了鲜明的个性，能灵活运用乐府的形式抒写自己的感情，从而由乐府的以叙事为主转向以抒情为主。各种感情如悲壮、热烈、愤慨、哀怨等，曹植都能较出色地用五言诗表现出来。这是对乐府诗的一个重大发展。再一个表现是，曹植改变了乐府民歌古朴的语言风格，辞藻丰富华美，讲求工整和刻画的细致，在运用比喻，安排警句以及对偶、炼字等方面，都反映出他在艺术技巧方面所作的努力。这对后代诗文有很大的影响。

曹植的散文和辞赋也有突出的成就。《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和《洛神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曹植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又是五言诗的奠基人，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虽是皇室成员，但那种怀才不遇之感与后来寒门出身的诗人是相通的。因此，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方向。

三、建安七子与蔡琰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在社会动乱的广阔背景下，作品突出地描写了一个弃子的妇人。她表面上似乎冷酷无情，但内心悲痛已到极点。“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有力地表现了她那无奈、绝望的处境，与上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前后呼应，深刻地揭露了军阀混战带给百姓的苦难。

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假托秦代修筑长城的史事，运用民歌中常见的对话句式，深刻反映了无休止的徭役带给百姓家破人亡的痛苦与灾难。

女诗人蔡琰，字文姬，东汉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幼时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嫁卫仲道。汉末大乱中，她被董卓部下所掳，后来辗转流入南匈奴，居留12年。嫁南匈奴左贤王，生有2子。建安十二年（201年）曹操将她赎回，再嫁董祀。这种痛苦的磨难、坎坷的经历，使蔡琰的作品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她杰出的作品五言《悲愤诗》长达540字，共分3段。诗中记述了自己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全部经历，将记事、抒情、议论密切结合，描写了时代的动乱和胡兵的残暴，笔端饱含辛酸血泪，作者通过自己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泣诉了割据混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

总之，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涌现出了大批的作家和作品，其著名人物除上述诸家之外，尚有繁钦、缪袭、应琚、左延年、吴质、杨修等人，也都参加了文学活动。这一时期，儒学失去控制，思想界具有自由解放倾向，而经过巨大的社会变乱，到处是荒凉破败的景象。动**不安的环境，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作家们亲眼目睹了山河的残破，生民的艰辛，对社会现实有着真切的感受。因此，他们的作品能继承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注重文学的社会政治内容，同时又能表现出作者要求建功立业，恢复国家统一的迫切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从而形成一种内容充实、语言简练、意气骏朗、风格刚健明快的文学风貌，称为“建安风骨”，对后世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当然，建安诗歌不只是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传统，还加以发展、改造，使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