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报中的撰著提要03（第2页）

（四）图书中心。齐梁间，王筠、谢弘（王导、谢安之裔）好读书，而沈约聚书至二万卷。昭明太子藏书几三万卷。政府所藏书，如晋秘阁三万六千卷，梁文德殿七万余卷，当时藏书之盛，略可想见。明初，太祖设皇册库于后湖，为收藏图籍之所。此外明代大学，亦有藏书，嘉靖七年（一五二八）南雍翻刻历代正史，计二十一史五百四十本。又明代所修之《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九百卷，皆南京大学学生之所钞成。近世南京私家藏书，如甘氏津逮楼十余万卷，随园三十万卷，为大江南北所未有。今则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四十万卷，其中宋、元、明精刊本，著述秘本，合计二千余种，实为国学宝库。（五）佛教中心。孙权（西元二四七）为康僧会建立建初寺，江左佛法之兴自此始。东晋以后，如瓦官寺、高座寺、定林寺、栖霞寺，皆为高僧之所投止，据近人考证所得，当时寺宇，约有二百二十余所。江左名士如王导、谢安、王羲之、孙绰、颜延之、谢灵运辈，无不崇信释教。南朝帝王，皆信佛法，宋文帝、梁武帝、陈宣帝，其尤甚者耳。南唐元宗后主酷好浮屠，退朝常服袈裟，课诵佛经，其侄至祝发为僧云。明代灵谷、报恩、天界，合称金陵三大寺，遭洪杨之乱，诸寺毁灭殆尽，惟灵谷寺较完好，为宁之第一禅林耳。

（六）美术中心。自六朝以来，名士风流，大率知音善舞。如谢尚善音乐能舞，桓伊善吹笛，谢安好声律，衣冠效之，遂以成风。南唐有韩熙载者，审音能舞，见者以为神仙中人。明代秦淮花月，如在

天上，舞衣歌扇，两岸交辉，犹有六朝遗风。至于书画、造像、装饰三项，犹堪记述：（1）书画。王羲之书法，为江左第一；萧子显善草隶为时楷法。顾恺之善丹青，图写特妙；艾宣工画花竹翎毛；顾德谦善绘人物；蔡润长于江湖水势；竺梦松长于宫殿楼阁；周文矩精于士女；董源工秋岚晚景。明代金陵多赏鉴家，黄琳富文堂，收藏书画，

冠于东南。（2）造像。考佛教初入中国，仅有画像，晋以后造像之风始盛，至隋则造塔之风蔚起。宋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栖霞寺自齐、梁来，号为名刹，寺中为龛二百九十四，造像五百十五尊。隋（西元六o一）起栖霞塔，凡七级，高约五丈半。明报恩寺九级琉璃塔，高二十四丈六尺，篝灯百二十有八，星光闪灼，为天下第一塔，永乐十年（一四一二）建，宣德六年（一四三一）成，倾天下之财力，历二十九年始成，太平军入金陵，纵火焚之。（3）装饰。六朝士大夫裙屐是尚。谢灵运性尤豪侈，车服鲜丽，世共宗之。明之晚年，金陵服饰，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上至头巾，下至鞋履，无不考究式样，穷侈极奢。至妇女服饰，则不及二三年而一大变，而衣袂之宽狭修短，首髻之大小高低，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及洪杨之乱，前代流风余韵之在金陵者，衰谢殆尽矣。

（七）文学中心。宋代文人，颜、谢纵横俊发，并为江左第一，齐、梁相继，名才并集，史家如沈约，文学评论家如刘勰与钟嵘，同时并起。齐、梁以后，谢脁（元晖）、庾信（子山）英才崛起，太白、子美宗慕不休。陈代徐陵，称雄一时，所作文章，家家传诵。南唐后主之文词，尤有不朽之价值，“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有明一代，宋濂之文，高启之诗，俱称开山始祖。中叶以后，顾璘、顾起元提倡文雅，为江左风流第一。乾隆中随园（袁枚）主盟骚坛，极山林之乐，二顾以后，未有能及者也。桐城古文家如方苞、姚鼐、梅曾亮、曾国藩诸人皆寓居南京，流风余韵，沾被百年。白话文学之名著，如《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亦为南京之产品。吴敬梓少年游冶秦淮，曹雪芹父祖均官江宁织造，两人所著之书，大致取材于明清间金陵之美人才子欤。

（八）才女中心。谢安每游赏，必以妓女随，衣冠效之，遂以成风。王献之有妾名桃叶。陈后主宠幸张丽华，引江总等十人，对丽华等游宴，号曰狎客，制《玉树**》一曲，酣饮达旦。李后主后周氏好音律，得《霓裳羽衣曲》残谱，以琵琶奏之，开元、天宝遗音复见于世。明初（一三九四）太祖建轻烟、淡粉等十六楼以处官妓，永乐以后，惟富乐院独存。万历年间，秦淮四美人（马湘兰等），金陵十二钗（罗桂林等）艳情丽质，啧啧人口。秦淮向多才色女子，其以风韵胜者，如苏桂亭、马湘兰、张如玉、董小宛；其以才调胜者，如柳如是、罗桂林、杨宛；其以姿色胜者，尤多不胜数。至此等妓女，初非好****检者流，考其脂粉之收场，往往可歌可泣，有情死者，有逃禅者。至如董小宛之识冒辟疆，柳如是之识钱牧斋，侠骨慧眼，断非人间凡女子也。及清季洪杨之乱，妓馆全空，曾国藩召集流亡，不遗余力，才妓名媛，大率来自苏扬。

（九）游观中心。金陵山川之美，无过钟山与后湖，近世之大人物，如王荆公、顾亭林之伦，皆寓居钟山，历有年所。荆公诗集中，以金陵为题者，计一百三十六首。后湖一名玄武湖，周三十里，钟山峙于东南，山色湖光，掩映如画。

（十）经济中心。孙吴割据大江下流，物产丰衍，故立国江东，不亚于中土。南朝国势，以梁武帝时为最盛，外国商人，往往至焉。安南、暹罗、爪哇、新加坡、印度诸国相率来贡。明代国家财赋所出，以江南为最多，浙江一省与苏、松、常三府之田租，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即在今日，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世界各国，罕有其匹。明初定鼎金陵，设上下二关，商帆贾舶，鳞集于此。金陵为东南机织业三大中心之一，据最近统计，南京玄缎织机约三万余架，以机业为生者，共八万余人，每岁售银达四五百万两之巨。金陵之衰落由于太平天国之乱，太平军破南京之前，城中人口达九十万，据今统计仅有三十八万，约当上海（一百五十万）四分之一，不及北京（八十五万）二分之一，盖经洪杨乱后，元气未复，而二次革命又**之，至其将来之发达，当无限量，此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三种天工钟毓一处，而又适居长江下流最饶富区域之中心”;在世界大都会中，诚未易得。

以上十节，大致已完，作者于是复论：

（一）文化之劲敌。金陵罹兵火之祸最酷，如（三二八）苏峻之乱，（五四九）侯景之乱，（五八九）隋师之役，（九七五）宋师之役，（一一三o）金兀术之乱，（一八五三）太平天国之乱，及二次革命之乱，遂使人口陵替，典章**尽。

（二）文化之复兴。人类对于文化，经一度之努力，虽有时因兵火而毁灭，而其流风余韵，沾溉后人，往往不绝，后人积累古人之经验，以善其生，展转递蜕，逐渐进化。

（三）文化之潜势力。太平军之失败，或者谓由弃孔道而用耶教。盖自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上，虽屡经大乱，而孔子文化统一中国，则二千年如一日，有识者以为文化精神之亡，其祸甚于亡国。太平军所占领之三江二湖，适为近世中国文化最纯正之区域，于是曾国藩、彭玉麟辈本保卫文化之义，纷起而与太平军为敌，一举平之，歼灭无余。（四）文化之区域精神。文化者，合时地人三要素而成之，任废其一，均不能得其真谛。文化有因地而变者，是为区域精神，有因时而变者，是为时代精神，故江左名士，虽多出中原故家之裔，然南朝三百年间，文艺学术，与北朝迥乎不侔，此盖由地异事变，可称之曰文化之区域精神。

——张其昀，《东方杂志》，卷二三，第一三号，七三至八六页，民国一五年七月出版；又卷二三，第一五号，七一至九0页，民国一五年八月出版。

大月氏与东西文化

月氏世居祁连山者昭武城（今甘肃高台县），秦时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西走伊犁河南，逐塞王而居其地。其余众仍留祁连北者，史称之为小月氏，而别西迁者为大月氏。大月氏居塞地未久，复为乌孙所破，遂远过大宛击大夏而臣之，尽有阿母河以北地。遂裂土封五侯。后贵霜侯吞并余四侯，并侵灭高附、濮达、厕宾并中印度，是为全盛时代。传百余年，当东汉明帝时，尔后百八十余年间，其南部渐为印度、乌士王所收复，贵霜后裔仅保克什米尔一隅。晋惠帝时，其王寄多罗渐复旧疆而广焉，既改号噘哒，建都于今阿富汗北境，波尔克城，是为再兴时期。又二百年当北国时，为突厥所破，国势又衰。并值王族绝嗣，围境崩析，自后不复能振，唐既灭西突厥，噘哒遗族尽臣焉，唐后则役属于大食（即西史之Saras）继臣于元，今则逮俄国版图矣。月氏究属何种族，今尚未能确考，惟其为白色人种则无疑。月氏在未西徙以前，本为游牧民族。既臣大夏，渐吸收希腊式之大夏文化而益加蓬勃，与安息、厕宾比肩焉。而安息、圆宾者，史称其种五谷，治田园，有葡萄、苜蓿、檀、槐、梓、竹、漆，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厕，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者也。万震《南州志》（据《史记正义》引）谓大月氏城郭宫室与大秦同，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妤，天竺不及焉。自张骞通西域，而大月氏之文物，影响及于中国，骞自月氏携回新植物，今可考者十余种，皆日用必须之要品也。汉代绘画雕刻大有进步，其石刻画像颇有昔日欧洲之风，或亦受大月氏之影响。佛教之初入中土，实以大月氏为媒介，后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臣伊存聘中国，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受浮屠经，是为佛经传入中国之始。曹魏孝武时大月氏商人贩京师，自云能铸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芒映彻，见者莫不惊骇。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此其在工商业上影响之最著者也。印度自安度罗王朝勃兴，佛教徒失其保护，渐为婆罗教所压迫。适大月氏南侵印度，占印度河流域，保护佛教，佛教徒多依之。佛教之再兴，实出大月氏迦腻包迦王之手，王皈依佛法，于首府建迦腻包迦寺，召集五百教徒于圆宾，开第四次结集。高僧马鸣等皆赴焉。王没，其嗣王亦奖励佛教，供养万僧于宫中者五年。佛教之所以能播亚洲，皆大月氏之力。此大月氏对于印度文化之影响也。

——郑鹤声，《东方杂志》，第二三卷，第十号，七七至九六页，民国一五年五月出版。

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

外国音乐之入中国，先秦盖已有之。《周礼》设官教习四夷之乐，《毛传》著四夷乐名，皆其证也。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输入《摩诃》《兜勒》二曲，其《摩诃》一曲，或即天竺古歌Maha-bhraarata，以《摩诃》显为“Maha”之对音也。魏晋以来，外国音乐传入益盛。隋总前代，勒成九部，其中天竺、龟兹之乐，俱各成部。唐益高昌，共为十部，是即燕乐，亦即辽之大乐。凌廷堪《燕乐考原》据《辽史·乐志》谓燕乐原于龟兹苏祇婆之琵琶，以琵琶四弦定四均二十八调，其说甚是，而据作者所见，苏祇婆琵琶七调（即中乐宫商等七声），实与印度音乐中北宗北印度斯坦尼派相似，或竟出于北宗。兹分四节申说如下。

（一）龟兹文化实得诸印度。据《大藏》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所载，秦汉以前印度势力已及于龟兹，且以之为太子法益封地。使其言而可信，则古初龟兹文化，与印度有渊承之雅。又案《出三藏记》集魏时译经沙门，有龟兹国人。则汉魏之际，佛教当曾及于龟兹也，晋以降龟兹佛法之盛，更彰彰可考。《晋书·四夷传》谓其城中有佛塔庙千所。晋时译经多有龟兹人参与，而其国王子帛尸梨密多罗且弃王位而为沙门焉。唐玄奘记龟兹国，言其：“文字则取印度，粗有改变。……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教律经义，则取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每岁秋分，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损俗废务，奉持斋戒。”由上观之，秦汉以来龟兹文化，实承印度文化之余绪。则苏祇婆琵琶七调之原于印度，非奇事也。

（二）就隋唐九部乐中龟兹、天竺二部考之，其乐舞所用舞人乐器，以及服饰，颇多相同者。

（三）考之在敦煌所发现之佛曲，其所标举调名有九种，多与燕乐诸宫调合。其中婆随、般涉二调显然即为苏祇婆琵琶七调中之娑随力、般瞻二调（娑婆二字形近故误，《辽史·乐志》于《隋史·乐志》之娑随力调作婆随力调。又依翻译旧例，尾音每可省去）。

（四）关于苏祇婆琵琶七调中之般瞻，《隋志》谓：“六曰般瞻，华言五声，即羽声也。”是般瞻一辞有第五之义。此显为印度斯坦尼派七调中之Panchama（一作Pancama）一调。梵文作Panchamah，

译之等五，又第五声。（印度斯坦尼文与梵文同源，发音亦无大殊。）此字本当译为般瞻摩，惟印度斯坦尼文a、i、u收声例不发音。故译时多从省略。七调中之娑随力即印度北宗音乐中之Shadja（又作Sadja，梵文作Shadjah）一调。此调对音是娑随暗，与《隋志》仅异末声。律以般瞻之例，可译作为娑随，正与《唐会要》所记合。而Shadja

义为具六，又第一声。具六谓具鼻喉胸腭舌齿所发之声也。第一声谓八音之旨也。七调中之娑随力即华调中之宫声，宫声之呼，固与具六等义，又正八音之首。则Shadja即娑随力无疑。又《隋志》记苏祇婆琵琶七调有云：“就其七调，又有五旦之名，且作七调。译以华言，旦者均（韵）也”。所谓均，即律也，即西乐C、D、E、F、G诸调也。苏祇婆七调中之旦，实即印度北宗音乐中（that）一辞之对音，其证有三：（甲）据汪荣宝氏所考，古音同部之字平入不甚区分；故梵文arhat译为阿罗汉（以汉译-hat），以t与n同为舌头音也。准是，that当可为旦。虽a与a有别，惟验之旧译，二者混同。（乙）印度北宗音乐之that义为行列，以定宫调弦乐管色之高低，其功用与均（或律）同。（丙）雅乐宫调，悉云某宫；如黄钟宫，仙吕宫之类。

苏祇婆之七调，则曰娑随力旦，鸡识旦等。征之印度北宗音乐之称某宫，亦曰某that。又辽之大乐即唐之燕乐而《辽史·乐志》谓：“大乐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今按印度音乐有《波利阁陀》（Parvijata）一书。亦谓以琵琶弦之长短定十二律。苏祇婆琵琶七调之源于印度，于兹又得一证焉。或谓比对中西音乐，般瞻属于西乐A调；而印度北宗音乐中之般瞻，则属西乐之G调，似不能为苏祇婆之般瞻出于印度之明证。对曰：据《隋志》所纪，苏祇婆七调，属于吕旋。而印度北宗音乐，属于律旋。因旋法之差别，故苏祇婆之般瞻高于北宗之般瞻一调。然北宗音乐之旋法本不一律。又音乐每因人异制。传者既殊，则旋律有别，亦事所必至也。就上四端考之，苏祇婆琵琶七调，与印度北宗音乐之渊源固甚显然矣。

——向达，《学衡》，第五十四期，民国一五年六月出版。

中算输入日本之经过

西元三世纪初，日本神功皇后用兵新罗，而间接得与中国交通，华民亦多移居于日，中国簿籍、计算、建筑、工艺始间接输入。其后西元五五四年，百济易博士王道良、历博士王保孙始以中国历法输入日本，于是改良度量衡制，置刻漏器，立天文台，行间元嘉历及仪凤历，皆遵中土之法。七0二年，立学校，授算术，采《周髀》《九章》《海岛》《五曹》《孙子》《算经》《缀术》等十书为教本，置历士算生等名称，其后九七0年间，日本有算书《口游》出世，其中“妊妇预知男女一问题与《孙子》《算经》孕妇难月一问题”相类似，又有“竹束”问题，为等差级数求总和，与《孙子》“今有物方一束”一题略同。其九九歌始九九而迄一一，亦与《孙子》合。明万历中叶日人毛利重能首传程大位《算法统宗》，与其徒著书阐释之。此后同类之著作辈出。杨辉《算法》、朱世杰《算学启蒙》及算盘术亦于明清之交由朝鲜间接输入。后一种传习尤广，注者数家。同时日本算圣关孝和曾读中国算书三年，其所造级数开展法，与李冶求高次方程式方根之法相似，其剩一术与秦九韶大衍求一术全同，其根差法亦根于郭守敬之相减、相乘及三差之法；似关氏曾读《测圆海镜》《四圆玉鉴》及《数书九章》等书也。其《大成算经》曾录程大位之写算乘法，其方阵之术，则师法杨辉，其剪营术自谓出于唐穆宗宣明历。康乾间中国筹算之研究极盛，梅文鼎之《筹算》、戴震之《册算》，曾流入日本，戴所校辑之《算经》日本亦有传刻。耶稣会教士输入中国之弧三角、椭圆及对数术，至是悉间接流入日本。同光以来，西法复入中国，日本亦挹其余流。李善兰所译《数学启蒙》及《代微积拾级》，在日本均有翻刻本。

——李俨，《东方杂志》，卷二二，第一八号，八二至八八页，民国一四年九月出版。

原载《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1926年12月

[1]今据《清华学报》（共六期）“撰著提要”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