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记史家之绝唱（第1页）

第二节　《史记》——史家之绝唱

一、司马迁的生平和著史动机

《史记》本名《太史公书》，作者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或说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前135年），卒于武帝晚年，大约活了50岁。他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任汉太史令，是个有成就的学者，所著《论六家要指》，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司马谈有很强的历史著述责任感，曾进行一些汉史的撰述工作，为《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司马迁像

司马迁幼年在家乡生活，10岁左右随父亲到长安，开始研读古文。他跟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传》，又博览六艺、百家杂语及天文、律历、地理、医药等自然科学知识，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20岁起出外游历，考察民情，询问典故，足迹遍于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一带。后来又奉命出使西南夷，这些经历大大开拓了他的胸襟，开阔了他的眼界，成为他成功撰写《史记》的一个重要因素。

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迁回到长安。这时汉武帝正在举行封禅的旷世大典，司马谈有病滞留洛阳，未能参加，因而“发愤且卒”。司马迁见到他时，他向司马迁倾诉了自己著史的宏愿：“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个遗嘱表现了司马谈作为史家的高度责任感，对司马迁有很深的触动。司马迁在病榻前流泪表示：一定要继承父亲遗愿，“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6]。继父志而修史，是司马迁著史的动机之一。

过了3年，司马迁果然任太史令。他先主持了一次有名的历法改革，废除已不适用的颛顼历，改用比较精密的太初历。当时史官的主要职责有二：一为司天，二为记事。因此司马迁对于改历之事非常看重，认为这是自己平生必做的两大重要事业之一。在《太史公自序》中，特别提示：“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司马迁任太史令后，便开始了《史记》的写作。可是不久，一场意外的灾难降临到他的身上。李陵败没匈奴，汉武帝召问时，他说了几句公道话。汉武帝疑心他是在讥刺宠臣李广利，于是将他逮捕入狱。在“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17]的情况下，为了完成著史宏愿，他忍辱接受了宫刑。这一人生变故使他对封建政治和社会现实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后，他忍辱负重，以先贤的事迹激励自己，终于用毕生心血写成了千古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

除继承父亲遗志外，司马迁修史的更重要动机是要像孔子修《春秋》那样，实现以史书服务于社会的崇高目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得很清楚：“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表白了他以孔子为榜样，修史以正世道人心的热切济世情怀和崇高史家责任感。

司马迁修《史记》，也是为了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此时汉统一大帝国已建立几十年，武帝时期在巩固大一统政权方面又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客观上需要把它记录下来，作一古今比较，完成宣汉的历史使命。

二、《史记》的体例与内容特点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自己的著述旨趣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8]成一家之言反映了他以史学名家的意愿。对于他的一家之言，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成就一部亘古未有的历史著作，二是从思想上阐发出他对历史的独到见解。

《史记》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大部分组成，本纪可看作是全书的纲领，按年代记载一代盛衰大事；表以谱表方式记录某些历史现象的变化；书记载典章制度或经济文化等现象，具有专史性质；世家融合本纪、列传两种形式，记录诸侯及重要历史人物的家族或集团历史；列传主要记载人物，也记载一些不便收入其他部分的史实。《史记》熔五种体裁于一炉，形成一个新的互相配合的整体，创建了全新的综合性的史体——纪传体。纪传体可以最大限度地从多侧面反映社会历史全貌，其容量之大，表现力之丰富，是传统史学中其他任何史体都不能比的。

《史记》书影

对于这种体制，司马迁自己作了很贴切的说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9]可以看出这种宏大规模和全面赅备的表述形式，与封建一统政权的国家规模气度及社会结构层次是相符合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这种结构形式有着其他体裁无法比拟的优点，又与封建国家制度有十分契合的关系，所以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史书成为中国史书的最主要体裁，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也将之目为正史。

《史记》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国通史。在纵的方面，它记载了从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大约3000年的历史。这部通史贯彻了详近略远的原则，特别注意当代史的撰述。全书130篇中，写楚汉战争之后百余年史实的占半数以上。这固然是发扬了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为了突出宣传汉朝的功业，完成宣汉的历史使命。横的方面，它记载了中原地区以至西到中亚，北至大漠，南至南越，东至大海这一广阔地域上各民族及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历史活动。在记述范围上，它几乎囊括了社会历史所有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宗教等各方面内容。所记人物则包括社会各阶层，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卜者、游侠、医生、以至农工商贾，都在书中得到反映。可以说它是一部组织严密、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这样广阔时空与丰富内容的结合，使它成为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作。

为了做到记载上的真实，司马迁非常注意广泛搜求材料。他本人读过许多书，当时又正值汉政府“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记，皆充秘府”[20]，司马迁作为史官，“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些为《史记》的取材广博，创造了方便条件。可贵的是，司马迁并不满足于简单罗列、排比材料，而是在广搜博采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考订，下功夫予以剪裁。他把这个工作叫作“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1]，力求提供出准确的史实，给人以系统的教益。他还多次深入民间，向故老采访口碑史料，补充或订正有关史实。

司马迁继承了古代史家书法不隐的优良品质，敢于恣情奋笔，无所阿容。在历史撰述上，特别是汉代史的撰述上表现出不畏强御，追求历史真实的可贵精神。对汉代各帝王及权贵的记述中，他力求如实反映出他们的功过得失。在他笔下我们既感受到高祖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气概，也看到了此人贪财好色、自私自利的流氓相。对汉武帝这位当代帝王，书中既肯定了他创造的丰功伟业，也敢于写出他大兴功业，造成国家凋敝的过失。因此，他的《史记》得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2]的赞誉，一直被视为信史，成为了解和研究先秦、秦汉史的最重要材料。

《史记》是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史兼美的佳作。它的语言简洁、生动、传神，在铺陈形势、描写场面、塑造人物、摹写战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它的各个表序都能用简练明快的笔法，把历史变化大势清晰地勾勒出来。在写场面方面，《项羽本纪》中对鸿门宴的描写，可算作典范，历来受到人们赞叹。在司马迁的笔下，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一波三折的情节变化，呼之欲出的人物动作、神态、语言，历历如在目前，造成身临其境的效果。它写战争非常逼真，能把战争的宏大场面、激战情景、紧张气氛以及参战人员的士气如实地描绘出来。写人物更是司马迁的特长。书中所记几百个历史人物，个个形象丰满，栩栩如生。司马迁还特别善于通过细节揭示人物特点，甚至反映社会风气。《史记》高度的文学成就，也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它与《汉书》作为汉代散文的范本，哺育了历代的文学家与文史爱好者。

三、《史记》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