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五经的传承（第3页）

习《韩诗》者，有杜抚、召驯、杨仁、赵晔、张匡等数家。杜抚字叔和，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有弟子千余人。建武年间官公车令，“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召驯字伯春，少习《韩诗》，博通书传，以节义称乡里，后任骑都尉，侍讲章帝，入授诸王。杨仁字文义，光武帝时从师学《韩诗》，明帝任其为北宫令，以正直称于世。赵晔字长君，从杜抚受业，著《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张匡字文通，习《韩诗》，作章句。

《毛诗》西汉时未立于学官，但盛行于东汉。初传者卫宏，字敬仲。谢曼卿善治《毛诗》，并为作训，卫宏从之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22]。《毛诗序》在《诗》学传承上有重要影响。经学家郑众、贾逵也都是传习《毛诗》的重要人物。以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都是研究《毛诗》的重要著作。

四、《礼》的传承

《礼》本指《仪礼》，后来人们又把《周礼》、《礼记》二书与之并列，称为三《礼》，都视为儒家经典。《仪礼》本称《礼》或《士礼》，《仪礼》是汉以后出现的名称，是记载古代礼仪之书。《周礼》本名《周官》，是记载古代官制之书。《礼记》内容比较庞杂，有对典章制度的记载或考证，有对《仪礼》的解说，也有政治、学术、教育等方面的论述。

关于三《礼》的作者，有不同的说法。今文学家认为《仪礼》是孔子所修，古文学家则认为修于周公。《周礼》是古文学，称出于周公，其实可能是战国甚至汉代的作品。《礼记》为汉代今文学家戴圣编纂，就学派说属于今文学，但内容又可说是今古文杂糅。

《仪礼》有今古文之分。《汉书·艺文志》著录有：“《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其中《古经》指古文本。《汉书·艺文志》礼类小序言：“《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经》指今文本，即现传《十三经注疏》中所收汉高堂生传本。

西汉立于学官的是今文《仪礼》。《汉书·艺文志》言：“……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西汉传今文《礼》者皆以高堂生为宗。高堂生传徐生。徐生在文帝时，为礼官大夫，由子传至孙徐延。徐延和徐生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都任礼官大夫，而萧奋以明《礼》至淮阳太守。萧奋传孟喜之父孟卿。孟卿传后仓、闾丘卿。后仓在曲台殿著书数万言，称为《后氏曲台记》。后仓授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戴德字延君，为信都太尉，号大戴。戴圣字次君，为戴德之侄，号小戴，宣帝时为博士，后任九江太守。庆普字孝公，为东平太傅。以上三家为《礼》的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都立于学官。庆普授夏侯敬，又传族子庆咸。大戴授徐良。徐良字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中世代传其业。小戴授桥仁、杨荣。桥仁任大鸿胪，家中世代传其业。杨荣任琅邪太守。这是大戴的徐氏之学和小戴的桥氏、杨氏之学。

东汉大、小戴《礼》仍立于学官，可是“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23]。庆氏《礼》的传者有曹充、董钧等人。董钧字文伯，博通古今，永平初年为博士，参与制订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当世称为通儒，常教授弟子百余人。曹充建武年间以习《礼》为博士，从封泰山，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诸礼仪。传其业与子曹褒。曹褒字叔通，章帝时为博士，建议修《汉礼》。“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会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曹褒以博物识古，为儒者宗，“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24]。

《礼古经》也称《逸礼》，汉兴重现于民间。共56篇，较今文《礼》多出39篇，古文家据此攻击今文《礼》残缺不全。这39篇《逸礼》没有留传下来，《汉书·艺文志》称：“……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周礼》，《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周官经》6篇，另有《周官传》4篇。《周礼》6篇为：《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司空》第六，但《冬官》一篇早已亡佚，当时补以《考工记》，称《冬官·考工记》。此书据说是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所上，《经典释文叙录》言：“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大概奏上后，此书即藏于中秘，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时，才被刘歆发现，并介绍出来。王莽时，刘歆为国师，为《周礼》置博士。刘歆传其学与杜子春、贾徽。杜子春传郑兴。郑兴传其子郑众。贾徽传其子贾逵。贾逵奉诏作《周官解诂》。其后马融、卢植、张恭祖等，都治《周礼》，有所述作。“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篇，通为三《礼》焉。”[25]《周礼》是古文学重要的典籍，但对它的争议颇多，可说是众说纷纭，至今未决。

《礼记》49篇，关于此书的来源，有多种不同说法。《经典释文叙录》引晋陈邵《周礼论序》谓：“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礼记》的传授，没有明文可录。从《后汉书》等书的零星记载中，我们可知：传《小戴礼》的桥仁，又兼传其《礼记》，著有《礼记章句》49篇。曹褒除从其父受《庆氏礼》外，又传《礼记》49篇。汉末马融传小戴之学，郑玄从之受业，为《礼记》作注。此后《礼记》始与《仪礼》、《周礼》并称三《礼》。

五、《春秋》的传承

《春秋》本为春秋时各诸侯国史书的通称，当春秋末年天下大乱之际，孔子在四处游说受挫之后，为了表达自己王道政治的理想，以干预现实社会，对鲁国旧史《春秋》加以改造，修成六经之一的《春秋》。此后所言《春秋》，一般即专指孔子所修《春秋经》。

《春秋》依鲁国隐公到哀公十二公的顺序编年纪事，共记242年史事，所记涉及各诸侯国史事，而以鲁国为主。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修《春秋》，贯彻了“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的宗旨；笔法严谨，寓有微言大义，具有“约其文辞而指博”的特点，以至于“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产生了“《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26]的效果。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春秋》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着重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有《公羊传》、《穀梁传》二家，先后立于学官。古文为《春秋左氏传》，着重补充有关史实。另有邹氏、夹氏，其中邹氏无师承，夹氏有录无书，二家之学遂失传。

《春秋公羊传》是汉代的显学，以创传于公羊氏而得名，徐彦《公羊传疏》引东汉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以上传承顺序不可尽信，但到汉初此书著于竹帛的说法大体无误。

胡母子都以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齐之言《春秋》者以他为宗主，公孙弘也是他的学生。董仲舒精于《春秋》公羊学，为一代儒宗，著有《春秋繁露》。弟子著名者有褚大、段仲、嬴公、吕步舒等。褚大任梁相，吕步舒官丞相长史。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

孟卿兼善《诗》、《礼》，已见上文。眭弘字孟，昭帝时官符节令，因言灾异获罪被诛。眭弘弟子百余人，“唯（严）彭祖、（颜）安乐为明，质问疑谊，各持所见”，因而，眭弘有“《春秋》之意，在二子矣”之叹。严彭祖与颜安乐各专门教授，由此《公羊》学有颜、严两家之学。

颜安乐字公孙，官至齐郡太守丞。授泠丰、任公。泠丰字次君，官淄川太守。任公官太府。二家是颜家的泠、任之学。另外，贡禹事嬴公，其学成于眭弘。贡禹传业与堂谿惠，惠传冥都。疏广事孟卿，授业与筦路。筦路、冥都又从颜安乐问业，所以颜氏又有筦氏、冥氏之学。筦路传孙宝。孙宝官大司农。泠丰传马宫、左咸。马宫官大司徒。左咸官至九卿。

东汉《公羊》颜氏学似不及严氏学兴盛，传其学者为张玄。张玄字君夏，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光武时为《颜氏春秋》博士。“清净无欲，专心经书，方其讲问，乃不食终日。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

东汉传《公羊》学的还有李育和何休。李育字元春，因班固荐举而名重一时。对古文学有所涉猎，以为《左传》虽有文采，但不得圣人深意，针对时人多引图谶不据理证之弊，作《难左氏义》42事。建初年间为博士，参与白虎观经学会议，“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28]。

何休字邵公，可说是《公羊》学大师。《后汉书·儒林列传》介绍他“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妙得《公羊》本意。……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

《穀梁传》，《汉书·艺文志》著录“《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颜师古注：“名喜。”其他各书则有穀梁子名嘉、赤、寘、俶、淑等多种说法。大概此书本口耳相传，后著于竹帛。

汉初传《穀梁》学者为治鲁《诗》的申公。申公传瑕丘江公。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论《公》、《穀》二传，江公不善言辞，加上丞相公孙弘也治公羊学，武帝便让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通《公羊春秋》后，又私下向江公请教《穀梁传》。江公传子至孙皆为博士，又有荣广、皓星公从之受业。荣广字王孙，尽得江公之学，多次与《公羊》学大师眭弘辩论，常常取胜，扩大了《穀梁》学的影响。

周庆字幼君，丁姓字子孙，二人皆为博士。丁姓官至中山太傅，授申章昌。申章昌字曼君，为博士，官至长沙太傅，徒众甚盛。尹更始字翁君，为谏大夫，作《穀梁章句》，授其子尹咸及翟方进、房凤。翟方进宫丞相，尹咸官大司农。房凤字子元，官五宫中郎将，因支持刘歆立《左氏春秋》而外放九江太守。以上是《穀梁春秋》的尹氏、申章氏、房氏之学。另外，江公孙传与胡常，胡常授萧秉。萧秉字君房，王莽时为讲学大夫，这是《穀梁传》的胡氏之学。

关于《左传》，争论颇多。现在较多的人相信《左传》本是独立于《春秋》的一部史书，经刘歆改造才成为解经之著。按《经典释文》之说，其最初传承的顺序是：“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谊传至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御史大夫张禹。”此处所言汉以前《左传》的传授或多臆度之辞，汉兴之后的传承，大体与《汉书·儒林传》的记载相同。《汉书·楚元王传》说：“（刘）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可见刘歆对《左传》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在他之后《左传》始大行于世。经刘歆努力，平帝时《左传》立于学官。

东汉《左传》之学大兴。刘歆传《左传》学与贾徽、郑兴。贾徽撰《春秋条例》，传其子贾逵。贾逵受诏奏《公》、《穀》二传不如《左传》四十事，名为《左传长义》，又撰《左氏解诂》。郑兴传其子郑众。郑众撰《左氏条例章句》。另东汉陈元从其父陈钦受《左传》，陈钦则受业于尹咸。建武年间，“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范升与歆争之未决，陈元上书讼《左氏》，遂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违众议，而因不复补”。

东汉末传《左传》者，有服虔、颍容、谢该等人，马融、延笃、郑玄也治《左氏》学。郑玄撰《箴膏肓》、《发墨守》、《起废疾》三书，以驳何休。服虔字子慎，“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颍容字子严，著《春秋左氏条例》5万余言。谢该字文仪，善《左传》，“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