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主义新人（第1页）

三、社会主义新人

关于如何实现人生意义和获得人类的解放，伊格尔顿设计出了解放的主体力量即“社会主义新主体”，而这种新主体的确立是通过批判后现代主义理论实现的。

（一）反思后现代主义

关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这一问题，学术界议论纷杂，各抒己见而又各执一词，这个词语与意识形态一样，始终处于争论之中，很难对其下一个大家都肯定或赞同的定义。伊格尔顿也没有给后现代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描述了其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在伊格尔顿的思想中，后现代主义站在一种绝对的怀疑主义，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这种怀疑主义主要是针对启蒙主义的思想理念，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理性启蒙主义的对立面，否认一切确定的和基础性的东西，“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或者释义孕育了对于真理、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后现代主义就是在这种反对基础、本质、真理和同一性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数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①。

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虽然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于资本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但在总体上他对后现代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激进的文化批判语境中，从政治批评的角度出发，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激进政治运动（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左派）失败所引起的思想和情绪反应，是这一政治运动因力量减弱而无法挑战资本主义现实情形下的一种替代性选择，也就是说，在社会现实运动方面的无能为力，催生了在理论方面的畸形改变，后现代主义就是这种理论改变的产物。

因此，后现代主义者放弃了从理性、进步、公平正义以及阶级革命等方面去分析社会矛盾，寻找解放途径，而是转向身体、权力、欲望、文本、符号等理论范畴谈论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及其表现，但是又找不到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点和设想。因此，后现代主义理论学说既是丰富的又是含糊的，“谈论人类文化而不是谈论人类本性，谈论性而不是阶级，谈论身体而不是生物学，谈论快乐而不是正义，谈论后殖民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①。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思想倾向和理论方法很多时候就是语言游戏和政治策略，既要批判资本主义，又不至于引起资本主义的镇压，这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模糊不清的理论态度。

后现代主义在历史问题上拒绝“大写的历史”观，“后现代主义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不屑一顾，并满怀自豪感的宣称‘历史的终结’。这一思潮主要植根于以下这样一个信念：未来不过是现在的重复”②。因此反对历史的意义性和持续性，而主张历史观上的断裂性和随机性，走向了历史偶然论。针对这种观点，伊格尔顿指出，整个人类的历史特征表现出的是惊人的连续性，即剥削和受剥削的顽固持续的社会现实。后现代主义却无视这种苦难的连续性，而拾起了历史中的偶然性碎片，以此作为历史的特征，后现代主义这种对待历史的方式恰恰是“以它自己多元论原则臭名昭著的侵犯性抹平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①，从而掩盖了历史发展的过程，也不利于真正地认识和理解现实，“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多面性的一种漠视，这种漠视当然能够为这样一种混同策略颁发许可证”②，

后现代主义否定本质的存在，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基础，倡导一种新的普遍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将世界描述为一个多样性的和相对发展的存在。伊格尔顿认为，这种论调对社会政治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为将所有差异和价值平等看待将会使价值这一概念变得空洞，从而丧失了政治行动的目的，后现代主义也就因此失去其批判性，而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精神形成共谋，一切价值都由供求关系所决定，人不过是生产与消费机制中的被动自我。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否认了事物的基础和本质，强调事物之间的相对性关系，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价值的存在基础，将一切行为看作交换和妥协的产物，这是变相地宣扬资本主义的市场主义精神，从而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隐秘的辩护。

伊格尔顿进一步指出，后现代主义这种崇拜相对主义和差异性的特征，表面上是对自我价值和反抗意志消解的一种安慰和麻醉，但实际上却是充当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帮凶，后现代主义不敢直接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反而否定这种基础的存在，麻痹人民大众思想的同时，逐渐沦为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反对派和经济上的合谋者，这样的后果其实就是等于为资本主义制度做永久的广告，也就违背了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批判的初衷。

（二）主体的建构

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主体性是在反抗宗教神学的神本体的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来的，它突出了人类主体与人类理性的重要作用，凸显了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主体地位，成为现代性的主要标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称笛卡尔的“我思原则”，即“主体性原则”实际上是现代的自我立场及其主观主义的来源①，现代性是以主体性原则为前提条件的，主体原则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从文化精神层面延伸到制度安排和社会组织层面，再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层面，从而使现代性获得实体意义的规定并具有存在论上的内涵。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科学技术、理性形而上学以及现代性（现代社会）在本质上同出一源，它们都源自理性—主体性原则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和贯穿。

既然“现代性”奠基于主体性原则，而主体性原则本身蕴含着反思和批判的辩证意识，那么“现代性”本身也必然带有自我指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文化基因，这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发展表现在社会主体的反思与批判的实践过程之中，呈现出不断变化发展的状态。马克思主义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反思与批判现代社会的主体就是工人阶级，其实践活动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至于发展到极限而趋于灭亡，因此，作为现代性进程的推动者，“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①。经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发与论证，工人阶级作为创造现代社会、推动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体的理念曾经深入人心，影响深远，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曾经展现出了自身的主体力量。随着社会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也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淡化与堕落，这种状况源于工人阶级生活条件与感知方式的变化，也受到当时社会主体理论的影响。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理论立足于当代工人阶级的现实问题，在反对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社会主体理论的前提下，在批判文化精英主义文化观与社会运动发展口号的语境中，在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上，通过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主体思想，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现代性社会主体理论，阐述了现代性社会主体即工人阶级主体的发展方向以及其基本途径，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人阶级主体理论。

马克思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社会发展的主体问题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也就是说，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历史的主体是现实活动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呐喊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②这鲜明揭示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使命。对此，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阿尔都塞则提出“历史过程无主体”的论断，他指出：“在唯一的和绝对的主体名义下把个体质询为主体的所有意识形态结构……是推测性的，即一种镜像结构。”③即所谓的主体仅仅只是一种假想和幻象。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主体就是一种人为建构，“主体是虚构的；在极端意义上它只是一个建构，只是一个面具，一个角色，一个牺牲品；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建筑，至多也不过是一个让人怀旧恋昔的肖像”④。从而否认历史发展的主体及其主体性。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体思想，又吸收了卢卡奇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主体理论的观点，反对阿尔都塞与后现代主义者的“历史无主体”理论，提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就是无产阶级的观点。

后现代主义坚持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否认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在高呼**革命口号的同时，否认革命的主体性和现实性，实际上消解了革命理论的科学性和人民群众革命意志的坚定性，这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伊格尔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捍卫和重申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效果，并在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中指出了当前资本主义情势下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出路，即通过社会主义新人的锻炼，构造新的社会主体力量，这种新的主体力量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从而达到对人的重新构造。

后现代主义否认主体的存在，高呼主体死亡，认为“主体是虚构的，在极端意义上它只是一个建构，只是一个面具，一个角色，一个牺牲品；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建筑，至多也不过是一个让人怀旧恋昔的肖像”①。在这里，后现代主义将社会主体视为一种理论的建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塑造，它不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而是一个人为打造的角色，既然主体不存在，那么谈论革命和解放，都将失去意义。因此，后现代主义否认主体的同时，将视野转向了身体，力图在身体解放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伊格尔顿认为，这种简单依靠身体实现人的自由的设想不但是荒谬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身体作为感性的存在，很容易无意识地陷入意识形态的陷阱和骗局。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强调身体的自然属性，以此来对抗意识形态的侵蚀，实现自然的解放，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理性的指导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仅仅依靠身体的自然属性和人的本性无法实现人的解放。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幻想（或者幻象），在现实社会中肯定也是无法实现的。

伊格尔顿不无忧虑地指出，后现代主义这种否定主体强调身体的观点，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有着极大的破坏性影响。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既然没有社会主体，也就没有主体的解放，那么以人的主体性解放为目的的解放观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而这将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致命的影响。因此，伊格尔顿在批判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重点批判了其主体消解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力图重建主体性理论。

但是伊格尔顿没有简单的回到理性主义的主体理论，而是在批判后现代主义主体理论的基础上，同样吸取了其合理因素，来建构自己的主体理论，即在身体自然性的基础上突出“主体”的能动创造力量。伊格尔顿认为，我们不能放弃人们的自然属性，也不能随意抛弃身体的概念，“我们思考的方式源于我们的动物属性。我们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延续性，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构成和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人类的思想离不开感官、实践和情感因素”①。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社会主体的自然属性，人的主体性是在具体劳动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然而在阶级社会中，人类的劳动被异化，人的劳动自由受到了他者的束缚，丧失了人类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这才是“主体”的真正迷失。伊格尔顿指出，只有消灭劳动异化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恢复劳动的本来面目即人类自由自觉的劳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人类主体的地位和尊严。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人类主体确实存在迷失的现象，改变这一状况的现实的路径是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力拨“主体”于迷失之中，充分张扬人的主体性，恢复“主体”的自然属性和应有尊严，“人类的存在历程无论如何应该是‘主体’完满实现其自然属性的过程”①，人类主体地位的实现既不能依靠理性主义所主张的——仅进行思想领域的革命，也不能像后现代主义主张的那样——用身体去取代主体性，而是要靠人自觉改造世界的“主体性”的劳动实践。“我们必须将主体视作一种实践，并把客观世界重新定义为人类实践的产物”②，也就是说，只有在具体的劳动实践中，人不但延续了自己的存在，而且创造了自己的主体性，也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能恢复自己的主体地位。

伊格尔顿认为，激进的文化批判必须超越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主体”，坚持唯物史观的“主体”范畴，“它既不是那种密闭的漂浮于物质实践之上的超验主体，也不是斯图亚特·霍尔断定的那种不完整、不确定、无中心的‘个体’”③，而是实践性的、以人为目的的主体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主体性的迷失和异化现象的严重性，人类的解放思想必须建立在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之上，这就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树立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目标，“造反者必须具有相当的自信和镇定，具有确定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始终同一性”①。针对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诘难和质疑，伊格尔顿坚持认为必须要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必须被打破重写——这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者都是酷爱对抗的嗜血野兽，偏偏喜欢革命胜过改革，而是因为社会主义者认为治标更要治本”②。

这种确定的目标就是要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在现实中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塑造“社会主义新主体”，“我们往往是通过体验事物对我们需要的抗拒，来确认事物的存在，而这种体验的获得者主要来自实践”③。因此，这就需要在劳动实践中、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来确立人的主体性，并体现人的主体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伊格尔顿提出“社会主义新主体”，不是后现代主义所说的那种个体的人，而是一种具有集体意识的能动个体。按照他的看法，只有通过这样的新主体，在资本主义中才能汇聚起冲破一切社会物质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的资源和力量，才能最终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真正主体性，展现个人和整个人类的全部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