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途与选官格局的变迁（第1页）

四、“清途”与选官格局的变迁

“黄散”之位既然表现出浓厚的“以族取人”倾向，那么由“黄散”起家这种特权性仕途的发展，就必然使选官格局发生重大变动。

据《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所载之《魏官品》，散骑侍郎、黄门侍郎列在第五品，且居同品之郡国守相内史之前。而以任子为之、以孝廉为之或经太学试经而为之的郎中一官，在汉仅仅秩比三百石，在魏官品为八品。可见“黄散”入仕之途，既远远优于汉之任子诏除郎，也远远优于孝廉与太学试经入仕。且孝廉须先仕州郡为掾吏，而魏之“黄散”，至有年在幼童便无功而拜者。

再从“黄散”之迁转看，前述曹魏散骑侍郎之17例，除桓纂一人迁转不明之外，余16例。其中7人迁为黄门侍郎，3人迁为散骑常侍，1人迁为侍中，合计迁为门下内侍者多达11人，竟占到三分之二。余者，则为典农中郎将、太守、刺史、东中郎将、城门校尉等。黄门侍郎前所考察之23例，除1人终于此官外，余22例。其中，迁为散骑常侍者4人，侍中1人，迁为内侍之比例仍达四五分之一之多。而由之所迁之其他官员，出为守相典农的达8人，刺史2人，合计为州郡长官者共10人，占46%，几近半数。又散骑侍郎亦有3人为刺史、郡守和典农中郎将。可见，散骑侍郎、黄门侍郎还是郡守、刺史的重要来源。此即魏文帝使天下士人先“少在门下知指归”，“然后出据州郡”之意。至于散骑常侍，在魏官品列在第三，且居同品之尚书令仆、中书监令与九卿之前；由此，已可直接进入高级官僚的行列了。其所迁转者，大多为郡守、刺史、中领军、中护军、尚书、尚书仆射、中郎将、将军、秘书监、大司农、光禄勋等重要官位；此外还有相当一批转为侍中。

我们知道，汉代士人多由州郡掾吏察举为郎中，出为令长丞尉，或为中都府丞、长史、尚书郎等，然后再以功次继续升迁。而在曹魏，权贵子弟则往往由门下之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直接入仕，出为实职后再入门下，不须几出几入，便至高位。又据前面之统计，由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直接迁为散骑常侍者7人，经他职又迁至者7人，起家即拜散骑常侍者8人，合计达22人。王肃、王浑、钟毓等，都是连经散骑侍郎、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三职；钟毓后又为侍中，更连历门下四职。由“黄散”迁为侍中者亦达8人。在士人仕途中，如有一次或数次为门下内侍的经历，那么跻身高级官僚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以上仅仅是把“黄散”作为“清途”的典型例证之一而加以讨论的，而权贵子弟的起家之官并不止此。例如五品之中书侍郎，六品之尚书郎、秘书郎等，也常常是其起家之选。如凉州刺史张既子张揖，太常任昊子任恺，左将军邹轨子邹湛，皆以中书侍郎起家；典农校尉、太守许据子许允，大鸿胪刘晔华子刘陶，典军校尉丁斐子丁谧，谒者仆射王业子王弼，豫州刺史贾逵子贾充，尚书卫觊子卫璀，尚书令陈矫子陈骞，幽州刺史杜恕子杜预，皆以尚书郎起家；太傅钟繇子钟会，太常郑袤子郑默，皆以秘书郎起家。中书郎、尚书郎、秘书郎等皆有所司之职，因而与“黄散”有所不同。这些官职同样较孝廉所例拜之八品郎中为高，迁转上也更为优越。《北堂书钞》卷五七引王肃《论秘书表》，“秘书丞、郎俱秩四百石，迁比尚书郎，出亦宜为郡”，是秘书郎与尚书郎外补均为郡守二千石。同书又记，“武皇帝初置秘书，仪依御史台，文帝屡有优诏，丞郎之选，位次比黄门郎”，是秘书郎与黄门郎资望相同，那么黄门郎外补亦应为郡守，这一点也已经由前面的统计所证明了。而孝廉郎外补仅为令长，是又明低一等。又如东宫太子庶子、舍人、文学等，也是位望清华的重要起家官位，多为权贵子弟所居。

自魏以降，士人对“起家官”日益重视，它逐渐成了身份高下的重要标志之一。以至于有起家官品，高于所迁官品之事，如袁侃由五品之黄门侍郎迁为六品之尚书郎。但如起家为尚书郎，则觉逊黄门侍郎一等。《三国志·魏书·王弼传》注引《王弼传》:“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何）晏……议用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然弼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初与王黎、荀融善，黎夺其黄门郎，于是恨黎。”而《北堂书钞》卷五八引《傅子》:“王黎为黄门郎，轩轩然乃得志，喧喧然乃自乐。”是由黄门郎转尚书郎则可，如径为台郎，则觉逊“黄散”一筹。

总之，曹魏时王朝选官格局开始发生深刻变动，权贵高门子弟通过一些五六品内侍、郎官、东宫官等直接入仕，由此获得了占有要职优位的优越途径。较之孝廉察举，这种仕途的特点是，第一，凭借父祖官爵权势便可轻易猎得，既无“试职”“累功”之法，又无经术笺奏之试，亦不须仕郡仕县为“乡部亲民之吏”;第二，入仕起点高，起家便为五六品官僚，而孝廉举前已先仕郡县，举后所拜亦不过八品之郎中；第三，资望清华，升迁便捷，孝廉郎中一般不过补令长，而“黄散”等却可依制“出据州郡”。

那么，这种清官入仕迁转之途的兴起，就必然对察举作为士人入仕正途的旧日地位构成挑战，使之作用和重要性为之下降。而王朝企图以察举之“贡士以经学为先”遏止浮华玄虚之风，从而使本、末、名、实归于一致的努力，当然也就不能成功。同理，曹魏时太学始终不能崇隆，考课在事实上亦无法贯彻。这与“清途”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清官入仕迁转之途或“清途”，是士族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随士族阶层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士族的形成与特征，既然在于“名士”因素与“官族”因素的合一，那么相应地，也必然有同时体现了“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的选官途径出现与之相适应。“清途”最初是为了优遇名士，不久又为权贵子弟垄断；而我们观察那些由“黄散”等入仕的贵公子们，如何晏、夏侯玄、钟毓、王肃、杜恕等，大抵都是以才华智慧显名于时的名流。

而且，“清途”之所以名之为“清”，这也不是偶然的。在汉代，“清”就已渐成为称述名士群体之独特素质的常用语词了：其同类称“清流”，其节操称“清节”，其谈辩称“清谈”，其政治批评称“清议”;李膺赞荀淑“清识难尚”;孔融赞杨彪“四世清德”;周兴“清厉之志，闻于州里”;“范滂清裁，犹以利刃齿腐朽”。世入魏晋，名士与官族有合一之势，于是，“清”就既可用以称述名士之品格素质，如阮咸之“清真寡欲”，王导之“识量清远”，王羲之之“清贵有鉴裁”;又可用以赞美士族之门第，如《魏书·咸阳王禧传》称“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清修之门”即士族高门。那么，用“清”以区别士族习惯的起家迁转之官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又如“清华”，既可指文采，如《晋书·左贵嫔传》中之“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又可指士族高门，如《南史·到拗传》中之“此二职，清华所不为”;同时又可指士族依例迁转之官职，如《北齐书·袁聿修传》中之“以名家子历任清华”，又前引《初学记》卷十二称黄门侍郎与散骑常侍“并清华，世谓之黄散焉”。“清”这一语词的作用，同时标示出了士族在文化、门第与仕官上的独特性。

当然，曹魏时期“清途”之类说法尚不普遍；前述那些“清途”诸职，尚未成为权贵高门的垄断之位，只是说他们有更为优越的条件由之入仕，但一些普通士人凭借才学有时也可以厕身其间；也不是说贵公子们必定要由之入仕，其他官职只要品秩不低，他们也乐于由之起家。但自晋以下，“清官”“清位”“清职""清选""清贯”之类词语使用渐多，官位清浊有异、起家方式有别的观念日益发达。原其所始，曹魏时期的上述变化，为其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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