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第1页）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其生态社会主义理想，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设想各不相同，但是总体看来具有如下共同点。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真正复活。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原本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具体劳动从属于抽象劳动这一现象，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求利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正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不正义，而要求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应该是追求“生产性正义”。但是，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却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偏差，一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常常诉之于对诸如争取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充分就业等“分配正义性”的追求。二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把自己的任务看作进一步完成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完成的许诺。具体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关于平等、自由和博爱的形式主张中填充进实实在在的社会和政治内容。第二，社会主义将实现备受危机折磨的资本主义所无力完成的达到物质富足的许诺。第一类事情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与政治内涵，第二类则属于其经济方面的内涵。”[33]在这种情况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依然以经济理性为指导，追求经济增长。因此，生态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恢复对“生产性正义”的追求，使生产目的服从于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那么，为什么必须恢复对“生产性正义”的追求，而放弃“分配性正义”的追求呢？对此，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进行了分析。

奥康纳指出，资产阶级思想中的“正义”概念指的是事物的平等分配，是“分配性正义”而非“生产性正义”，它关涉的主要是个体的权利要求而不是社会的权利要求。资产阶级的“分配性正义”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经济正义，它主要包括财富和收入的平等分配以及财富和收入的生产负担的平均分配。二是生态的或环境的正义，主要包括环境利益的平等分配和环境危害、风险及成本的平均分配。三是社区的或公共的正义，它是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给某些特定社区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害的平均分配。在奥康纳看来，分配性正义本质上是根据市场以及市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估价所做出的有关罚金和红利、税收和补助金，它关涉的是社会的交换关系。但是问题在于当前由于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发展，分配性正义无法得到合理的测定和实施，“分配性正义在一个社会化生产已达到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34]。这就意味着实现平等应该着眼于生产性正义，生产性正义着眼的是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并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的目的着眼于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引导人们在劳动中实现自我而不是在追求消费中实现自我。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要人们回到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环境中去，而是要通过替代的社会政策，改变现代社会所谓的“理想生活方式”，改变现代社会把满足完全寄托于疯狂的消费活动中，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创造新的满足方式。莱斯在《满足的限度》一书中对“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作了如下描述：第一，“较易于生存的社会”要改变社会政策，抛弃现代社会所谓的理想生活方式和在幸福标准上单纯重视量的标准而代之以质的标准。在莱斯看来，现代社会所谓的理想生活方式的特点是“人们集中居住在城市的多层高楼中，其能源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以及废物的处理都依赖庞大而复杂的系统”[35]。为了使上述理想的生活方式得以延续，现代社会不得不采用大规模技术、高度集中的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把人们引向消费领域，通过不断增长的消费来实现满足。而在“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里，“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是我们今天的社会这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36]。第二，“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不关注社会在特定条件的影响下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如增长或下降，它关注的是如何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改变社会政策，使满足人的需求的问题不被仅仅归结为消费活动的功能。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对此，莱斯的看法是现存高度集中的社会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决定了其生产、管理和决策过程都是由少数人所操纵的，这极大地妨碍了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责任感的发展，因此必须变革现存的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通过代之以能源耗费少和物质需要不多，以及人们直接参与各项决策的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来激发人们劳动的自主性、创造性，体验劳动创造的欢欣和自我的价值，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满足人们的需要。第三，“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不是要人们回到那种穷乡僻壤的艰苦环境中，更不认为早期人类社会就实现了人和人、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也不认为商品和市场本身存在什么邪恶，因此也并不认为必须完全消灭它们。“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反对的是现代社会把商品交换作为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认为人们有比现在更富于吸引力的其他种种选择，同时主张利用工业化的积极成果和技术为人们实现自由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因此，“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在本质上是“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就是减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求因素的重要地位和把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的能源及物质减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未来技术的发明都要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和同环境中积累的残存的工业废物作斗争”[37]。

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设想的“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的着力点是要使人们从异化消费中摆脱出来，改变那种根据疯狂的消费确定人的幸福的异化现象，理顺需要、商品和幸福的关系，使人们到富有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中寻求满足和幸福。

再次，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倡导“稳态经济”发展模式，但这里所说的“稳态经济”模式决非是生态主义那样追求经济或人口零增长，排斥技术发展和生产，而是指遵循生态理性，实现经济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就是说，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和工业本身将不会被拒绝。如果说不是被异化的，它们是解放性的。资本主义最初发展了生产力，但现在它阻碍了它们无异化的和合理的发展。因此，它必须被社会主义发展所代替，其中，技术（a）是适应所有自然（包括人类）的而不会对它造成破坏；（b）强化了生产者的能力和控制力”[38]。可见，生态社会主义并不反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只是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与自然是可以实现和谐发展的。这是因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遵循经济理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不同，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则遵循生态理性，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对此，高兹指出：“生态理性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最好的方式是：尽可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耐用的东西，而花费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能源。与此相反，对经济生产力的最大追求，是为了用最好的效率生产出最多的东西，获得最丰厚的利润，而所有这些都建立在最大的消费和需求的基础上。”[39]也就是说，被经济理性所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为了追求利润和消费，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而不惜破坏生态环境。而被生态理性所支配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因而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而生产最具使用价值和耐用的产品。因此，只有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保证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反对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强调必须使资本主义国家和权力关系民主化，使工人直接参与经济决策和生产管理过程，实现生产和管理过程的“非官僚化”和“分散化”，而且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倡导一种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

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因此他们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生态学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建筑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目前裂痕的深度已超出他的想象。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但是，暂且不谈资本主义制度，人类与地球建立一种可持续性关系并非不可企及。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社会关系。”[40]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应当把绿色生态运动同社会主义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上述思想。如奥康纳在分析生态自治主义关于“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的生态政治战略时指出，这一生态政治战略可能导致自我欺骗，因为它并没有意识到变革资本主义全球权力关系的重要性，而这恰恰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比较关注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激进主义者（红色）重视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而忽视社会和自然间的关系；绿色主义者则偏爱后者而使前者受损。……如果把‘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颠倒过来，那么，绿色主义者可能就更愿意向一种全球政治学的方向去发展他们关于环境的破坏和重建的讨论了。很多地方性都是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劳动分工的碎片……这样，绿色主义者就可以不用在全球与地方之间持一种二元论的立场了，相反，他们就可以去试着把握地方性的这样一种存在方式了：地方性不仅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它也是同国际经济的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41]奥康纳在这里实际上提出生态社会主义者应坚持“全球性地行动，地方性地思考”的原则，因为地方性的生态问题是全球资本主义权力分工的结果，只有通过全球性行动，打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全球权力关系，生态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变革同生态危机理论结合起来，强调“考虑生态技术集中的问题不能脱离官僚化的政治社会问题”[42]。戴维·佩珀更明确地指出，生态社会主义之所以要求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他们对生态危机产生根源的断定是紧密相连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现行的生产关系是阶级的关系：实际上，整个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关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的来源，而且，这些又导致生态掠夺和破坏。真正的、后革命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将是无阶级的社会，而当这种社会实现时，国家、环境破坏、经济剥削、战争和父权制都将会消亡，不再是必需的。”[43]

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求破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在生态价值观上反对生态中心论“假装完全从自然的立场来界定生态难题……但是，对自然和生态平衡的界定明显是一种人类的行动，一种与人的需要、愉悦和愿望相关的人类的界定”[44]。因此，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树立生态中心论的环境道德价值观，恰恰相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环境道德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尽管它重视人类精神及其部分地由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满足的需要”[45]。但是它和那种偏执的利己主义价值观是不相同的，它“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因而，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既是由于现实的物质原因，也是因为它希望用非物质的方式评价自然”[46]。

总体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设计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权力结构，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以受广告支配的消费作为人们实现满足的主要形式，以新型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实现人和自然共同协调发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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