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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本主义二重矛盾与生态危机

奥康纳指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危机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危机。他指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仅仅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追求剩余价值这一生产目的的支配下，必然会加大对工人的剩余劳动的剥削，由此就会产生购买剩余劳动产品所需的额外的商品需求来源于何处的问题，即产生需求不足的问题，这就必然会导致生产比例失调或价值实现的危机。面对经济危机，资本往往根据其自身的利益调整不同形式的资本之间的协作关系和协作程度，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从而使其社会化程度越来越大，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提供可能。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是生产和技术的规模实现了空前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对劳动力和自然界剥夺的无止境，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基于以上原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理论的出发点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上，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重点转向到生态批判上。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的揭露入手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二重矛盾和危机。第一重矛盾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会造成由于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中，即资本主义是以追求无限增长为经济发展目标的自我扩张系统，但是自然界既无法进行自我扩张，其发展的周期和节奏也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由此必然的结局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资本各要素成本的提高，从而导致生产不足的危机。“出现第二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之所以是‘自我摧残性’的，那是因为，当私人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的时候，健康和教育的成本、城市交通的成本、房屋及商业性的租金、以及从自然界中榨取资本要素所要付出的代价都会上升。”[9]为了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必然性，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出发，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和发展的不平衡、联合的发展与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

第一，资本主义积累必然会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最终造成生态危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其来源就是对工人超额劳动的剥削和进行技术革新。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积累就是建立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和把工人阶级再生产出来的成本不断下降的基础上。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自我扩张具有无限性特点，这样所带来的必然结局是：如果经济不断增长，那么对原料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原料在商品的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大，资本就会加大对开采自然资源的投资，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和积累的增加，利润率的下降。反之，如果资本通过更有效地使用原材料进行生产，导致原材料价格下降，从而使成本下降和平均利润率上升。但由于原材料价格相对便宜又会带来对资源需求的加快和积累的增加，并导致资源的快速耗费。奥康纳通过以上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必然结局是对自然资源越来越高的耗费和对自然界越来越严重的污染。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原料价格便宜会导致积累率、资源的耗费和衰竭程度增加；原料价格昂贵也同样会导致资本的高积累率来开采自然资源，以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经济危机的过程，同时也必然导致生态危机。“从总体上说，经济危机是与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譬如，剥削率的增强）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也是与对工人的经济上和生理上的压榨的增强、成本外化力度的加大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恶化程度的加剧联系在一起的。”[10]而生态危机反过来又会由于增加资本的成本和环境运动进一步加重经济危机，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包括环境及社会运动对这种问题所作出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问题。这是一种——在生产、市场关系、社会运动以及政治的维度上——存在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趋势和倾向性之间的相互决定的关系。资本在损害或破坏其自身的生产条件的时候，便会走向自我否定。在这一意义上，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由自身所导致的，并且，环境的和社会经济的革新运动是这同一种总体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11]

通过以上分析，奥康纳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的二重矛盾决定了在生态上具有可持续性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必然会带来以需求危机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这是由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生存的需要所决定的。在利润的驱动下，资本必然会不断地进行扩张，经济增长则是其实现利润的手段，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就依赖于利润率的提高。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却对资本获得利润的能力构成威胁。因为资本是通过进一步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由此产生的后果却是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和他们的消费能力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商品却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样市场需求的减少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使资本无法持续运行下去。对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奥康纳认为它必然会带来以成本危机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成本危机产生的根源一方面在于个别资本为了维护其利润，忽视或败坏其赖以生存的外部物质条件，同时以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等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又进一步加大了资本获得利润的能力，因此，所谓“增长的极限”并不“首先表现为劳动力、原材料、清洁水源和空气、城市空间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绝对性的短缺，而是会表现为高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基础设施和空间”[12]。

第二，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在分析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和联系的发展如何导致生态危机之前，先必须弄清楚“不平衡发展”和“联合的发展”的内涵。奥康纳指出，所谓“不平衡发展”主要是指各种产业以及政治结构在空间分布的不平衡状态。它主要包括如下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一，不平衡发展表示的是“欠发展”和“发展”地区之间的关系。“欠发展”（u）是弗兰克、多斯·桑托斯和阿明为代表的依附理论所提出的概念，它最初的含义是指“欠发展国家”的产出低下，人力和物质资源的使用低下以及失业的存在等，这一概念后来逐渐演变为“有经济增长而无发展”，体现为经济增长指数很高，但实际发展效果差；高失业率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13]依附理论以这个概念为基础，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外围国家”依附于“中心国家”进行发展，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呈反比例关系。也就是说，“中心国家”繁荣的产业“外围国家”则必然萧条；“中心国家”不发展的产业“外围国家”相应地得到发展。奥康纳这里所说的“欠发展”概念正是用来“描述诸如原料供应地区（‘第三世界’）与对产品的生产加以垄断的地区（‘第一世界’‘核心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二元性或对立性关系的”[14]。其二，不平衡发展也表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城市和乡村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所谓“联合的发展”是指“那些‘发展了的’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形态，与那些‘欠发展’地区（或城镇和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态之间的一种独特的结合——社会经济或政治生活的新、旧形态的混合”[15]。奥康纳指出，在这种联合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资本总是倾向于把发达的技术、工业化的管理、劳动分工和低工资或者对劳动者进行超额剥削结合起来，以便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那么，不平衡发展和联合的发展是如何导致生态危机的呢？

对于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奥康纳认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不平衡发展首先造成了对土壤肥力的破坏。从资本主义制度内城乡不平衡发展看，奥康纳认为，马克思较早对这种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一方面城市工业生产、人口的不断集中意味着对乡村自然资源压榨的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城乡的分离也导致城市中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不能有效地返回到乡村农业中，这必然造成农村土壤肥力的不断破坏，最终导致人类和自然物质能量交换的中断。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不平衡发展看，欠发达地区为了获取外汇，大力发展以原材料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模式，集中于生产某种或某几种用于出口的农作物，较少关注对土壤的管理，结果造成土壤生产率的下降和土壤肥力的贫瘠。第二，不平衡发展导致对森林的滥砍滥伐。奥康纳认为，造成森林被砍伐的主要原因在于19世纪工商业和国际资本输出的快速增长。此外，欠发达地区为了追求出口对森林资源进行直接砍伐，以及通过砍伐森林把森林占据的土地腾空出来，以发展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为目的的农牧业也是造成森林被毁的原因之一。可以说，正是由于“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取代了农业—林业间的有机体系、能够持久地或可持续性产出的森林业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尊重……因而导致了全球大部分森林植被的被砍伐”[16]。第三，不平衡发展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矿物燃料的快速开采。奥康纳指出，由于殖民统治和能源垄断集团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对能源的开采速度迅速加快，其结果造成了能源的衰竭。“帝国主义、石油垄断集团以及目光短浅的国家政策共同构成了抵制理性的能源政策的力量。”[17]此外，不平衡发展还造成欠发展地区的劳动力涌向正在发展或发达地区寻找工作，导致传统的土地耕作既缺乏劳动力进行耕作，也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农作物品种的改进，资源越来越被集中到城市被消耗，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欠发展地区的人们的贫穷和环境问题。基于以上分析，奥康纳强调，不平衡发展既给工业化地区带来环境污染，同时也给原料供应地的欠发达地区造成了土地、土壤和植被等大量被毁坏，使得他们在经济困难时期不得不以破坏环境的方式求得生存，从而超过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

奥康纳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形式的联合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奥康纳看来，联合发展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不发达的南部国家没有土地或有少量土地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或者南部国家人口向发达的北部国家人口的迁移。这种联合发展的形式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由于农村廉价的劳动力涌向城市，造成工人的工资不断降低，工作条件、职业性健康和安全问题日益恶化。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农村地区由于缺乏劳动力，造成土地的荒芜和生态状况的总体恶化。第二种形式是工业和金融资本，以及相关的资本和技术向落后的具有市场潜力以及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输出，而这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不注重环境保护的问题。这种形式的联合发展会使北方国家被禁止的“污染产业”出口到落后的南方国家及其新工业区。“联合的发展意味着污染的出口以及危险性产品的出口——既有生产资料的因素又有消费资料的因素。从北部国家转移到南部国家去的，不仅仅是资本和技术，而且还有一连串的社会和环境成本。”[18]可见，联合的发展一方面会导致资本利润率的迅速增加，但另一方面伴随着资本利润率增加的则是各种形式的污染增加，最终结果必然是生态系统的不断被破坏。

通过以上分析，奥康纳指出，资本力图通过不平衡发展和联合发展来增加积累率和利润率，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是不平衡发展和联合的发展也必然会给发达国家的城市工业区和欠发达地区带来环境污染和有毒废弃物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和耗尽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污染的增加，使得资源的枯竭与污染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因此，资本的积累率和利润率越高，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就是其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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