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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经济危机理论到生态危机理论的重建

阿格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虽然进入了富裕的后工业社会，但是由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克服由这一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危机，只不过其危机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70]具体说，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和生态领域，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和“生态危机”。事实上，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变化，并且开始着手建构马克思主义新的危机理论。以哈贝马斯、米利班德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着力探讨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所带来的合法性危机问题。以莱斯和阿格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着力探讨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阿格尔强调，上述两种危机理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是它们的目标都是探讨如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未来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生态危机理论和由考察资本主义国家作用所形成的危机理论是互相补充的。国家理论涉及的是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小规模的非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则为国家问题研究人员提供理想的因素，使其越过资本主义看到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危机理论比国家理论更注重于理想和未来，因为国家理论主要涉及的是表述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和权力的结构。”[71]那么，阿格尔是如何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呢？

阿格尔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基础上的。它包括两个主要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感情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72]也就是说，本·阿格尔是从两个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的。具体来说：第一，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同生态危机的关系看。阿格尔认为这种扩张主义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如下两个方面：其一，资本为了追求利润的需要，从而必然会不断扩张其生产体系，扩大生产规模。其二，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是靠向人们许诺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实现的，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会走向一种过度生产。但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会遇到有限生态系统的限制，二者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就是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第二，从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看。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73]。异化消费的形成主要在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制造和人的生存无关，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求”，牵引和控制了人的消费需要，把人们引向消费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其二，工人阶级为了逃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劳动，以及受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广告对人们不断追求消费的操纵，人们就到消费领域寻求幸福和自由的体验，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环境问题。通过指认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阿格尔强调，当代社会变革的动力就来自于由有限生态系统所确定的人的需要与商品相互作用的过程。具体说，它包括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1）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2）这种情况需要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3）对需求方式的这种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我们称之为‘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74]通过上述三个步骤，人们认识到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并对资本主义关于物质永远丰裕的许诺感到期望破灭，进而对异化消费的生存方式进行反思，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75]。

阿格尔强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既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理论，坚持从这一内在矛盾理论出发，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同时它又强调“现代危机理论如果不与争取集体解放和自我解放的充满生气的自愿斗争结合起来，在政治上就不会收到效果”[76]。因此，他批评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不到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对于地球生态系统的巨大损害，看不到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当然也无法把当代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那么，如何利用当代危机理论，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呢？阿格尔的看法是应当把哈贝马斯提出的国家职能合法性危机理论同生态危机理论结合起来，一方面注重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改造，使之不断走向“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另一方面要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树立正确的需要观、消费观、劳动观和幸福观。通过对国家权力关系的改造和个体价值观的重塑，将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阶级变革，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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