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对科学和价值科学和人性关系问题的探讨（第1页）
2。对“科学和价值”“科学和人性”关系问题的探讨
科学和价值的关系及其效应问题是当代思想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本身是无所谓价值属性的，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思想家和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家。第二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是具有价值属性的，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根源正在于科学技术以及以“控制自然”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生态中心论者。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一方面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对此，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58]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科学技术的巨大革命作用的同时，明确指出科学对于历史发展的这种革命作用要通过科学的应用来实现，而科学应用的目的、性质和后果又要受到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正是资本主义制度造就了科学技术的异化。对此，马克思在《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的演说》一文中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59]因此，科学技术本身无所谓对错，并无价值属性。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虽然具有认识上的原因，但是最终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性质，把科学技术运用的负效应归罪于科学技术本身，进而得出科学悲观主义、甚至是反科学主义的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不赞成的。应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问题上，不仅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他们更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对科学技术非理性运用的必然性，强调以近代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科学乐观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所宣扬的科学悲观主义都没有正确理解科学技术的本质，可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问题是：西方实证主义哲学也主张科学技术价值中立论，但是为什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却对他们也展开了批判呢？这就必须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证主义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区别在哪里。
关于实证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和社会功能，马尔库塞和霍克海默都曾对此作过论述。[60]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这个术语包含：“（1）认知的思想靠事实经验而生效；（2）认知的思想重视的是作为一种确定性和精确性模式的物理科学；（3）相信认识的进步取决于这种重视。结果，实证主义把一切形而上学、先验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当作蒙昧主义的倒退的思想方式来加以反对。”[61]霍克海默在论述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区别时指出：“实证主义敌视一切带有幻想味道的东西。在这里，只有经验——科学已经承认的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经验，才能叫做知识。认识既不是信念也不是希望。”[62]可以看出，实证主义实际上是借口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而坚持“经验证实原则”和“价值中立”的经验主义哲学。由于实证主义哲学拒绝哲学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割裂了科学和价值的内在联系，从而社会发展的逻辑被归结为技术进步的逻辑，导致了唯科学主义的科学拜物教得以盛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批判实证主义哲学，一方面是他们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统治工具的观点；另一方面在于实证主义哲学虽然标榜“价值中立”，但是实证主义哲学以及唯科学主义思潮事实上预设了前提，即否定人类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和追求，并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自然被看作是服务于人类需要的工具和客体。也就是说，实证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证主义哲学是内涵价值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批判实证主义哲学所谓的“价值中立”论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从追求利润这一目的出发，总是倾向于引导人们走向非理性的消费和追求无止境的物欲的做法。同时，启蒙理性割裂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关联，所形成的价值观和技术观也必然使人性物化，因为近代科学以“人之外的自然物和人身自然物性为对象，以主、客二分的机械决定论为世界观，以分析还原（结构论）、观察实验（实证论）和形式化逻辑理性（公理系统论）为方法论，在对世界愈来愈小的局部的孤立性认知上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以此为基础的技术也只能用来‘物化’一切客体，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无限物欲’为出发点、目的和实际结果，通过征服、改造和掠夺自然创造了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63]。以这种人性为基础的技术只能使自然沦为满足人的非理性需要的对象，技术也必然异化为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工具，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应当重建科技的伦理基础，以克服技术的异化，也就是要如何处理好“科技和人性的关系”问题。要处理好“科技和人性的关系”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在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权力关系的基础上，应当把“控制自然”理解为“对人的非理性的需要和欲望的控制”，并以此作为技术的伦理基础，来克服技术的异化。应该说，他们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克服忽视科技运用过程中的经济主义和享乐主义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重建科技伦理的关键实际上在于重建科技的哲学基础，即克服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状态，运用哲学价值理性的批判功能来克服近代以来将物质生活和感官享乐作为人的最高价值的价值观，恢复人的尊严，从而也恢复人对自然的敬畏以及自然的尊严。
[1]［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320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郇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40页，济南，泰山出版社，1998。
[4]［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2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5]［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4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3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7]［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9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8]［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9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9]关于此点，可参见汪信砚：《当代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422～42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雷毅：《生态伦理学》，55～57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0]汪信砚：《当代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42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1]［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2]［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2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3]［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2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4]［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3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5]［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4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6]［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4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7]［英］罗宾·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等译，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18]［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9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9]［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98～9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0]［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10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1]［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10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2]［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3]［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12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4]［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5]［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14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6]［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140～14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7]［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15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8]［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15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9]［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15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