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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流派之一，不仅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维度，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哲学研究范式[1]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2]，而且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生态批判，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理论成果无论是对于我们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是对于我们推进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第一，对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理论创新，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可以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一直讨论的热点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学术界反思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和内在精神。虽然这一过程中探讨的具体理论问题频繁变换，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在笔者看来大致取得了如下三大成就：首先，研究者充分肯定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重要意义，并立足于现代哲学的精神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和内在精神，从而把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看作是哲学形态和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知识论哲学转向了实践论哲学和文化哲学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次，突破了体系哲学的思维方式，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和开放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到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最后，在学术性和现实性之间寻找一种张力，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内在统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建立和时代的内在联系，才具备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如何以哲学的反思性、批判性的方式反思现实，避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价值性吞没科学性的现象，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又成为学术界反复探讨的问题。当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的课题，这既要求我们应当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当代人类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也要求我们应当吸收当代哲学的积极成果，这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事实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对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所实现的理论创新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当代生态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二是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对马克思的理论文本进行重新解读，创立了对生态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哲学研究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如果我们从方法论的视角省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存在着多种路径，既可以通过理论体系的整体变革和建构新的哲学形态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也可以通过对一个具体问题的探讨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其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多元路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多流派的发展格局，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平等对话，对话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否定或取消对方，而是应当承认和尊重对话双方的差异性，承认和尊重对方的哲学原则和理论个性，这也意味着作为对话双方理论内核的哲学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它是不可能通过对话而发生根本改变的。因此，哲学对话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考察对话双方的不同哲学范式对同一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的研究路径，考察它们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不同问题，形成的不同结论，拓展对话双方的理论视野和价值参考系，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共识，从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若干范畴和具体理论。应该承认，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还是在苏俄马克思主义和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都没有对生态问题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更谈不上形成系统的生态哲学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当代人类实践的新特点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对生态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理论研究，而且还研究了与生态问题相联系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和消费问题，通过上述研究，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劳动等范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理所当然应该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即生态哲学研究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反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的解释，要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加入文化和自然的维度，以此为基础重新探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所不同的是哲学研究范式的特点是从人的生存本体论的角度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通过提出“物质变换裂缝”这一核心概念，强调生态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更是人类生存的危机，创立了以探讨人与人、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而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通过提出“生产条件”这一核心概念，把生态问题仅仅看作人类破坏了生态环境引发了经济危机，缺乏从人的生存这个基本的维度的高度探讨生态危机问题，无法真正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两种研究范式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于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问题上，形成了福斯特阵营和奥康纳阵营的激烈争论，福斯特阵营主张通过激进的阶级变革来解决生态问题，而奥康纳阵营则倾向于渐进性的改良来解决生态问题。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运思过程，比较他们的不同研究范式与效应，对于我们立足于当代人类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既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出现的类似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问题”。重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变化的探讨是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点，并通过这种探讨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认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逻辑、资本的本性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命题，强调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以生态理性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才能得到根本解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分析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制度维度和哲学价值观维度，揭示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生态后果，提出了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合理化是实现技术合理化的基础和前提，揭示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形成和盛行的原因，分析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特点及其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提出了树立正确的劳动观、需要观、消费观和幸福观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通过对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反思和批判，重建了以对资本主义制度颠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的批判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并最终提出了把生态运动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有机结合的生态政治战略和生态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探讨，可以说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新的矛盾和危机的全面剖析，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而且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生态价值观、资本观、科技观、消费观和幸福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利于我们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西方“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仅仅拘泥于从哲学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的做法，强调应当坚持从哲学价值观维度、制度维度和政治维度三个方面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通过实现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主张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的引进和评价，并逐渐拓展到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这种研究呈现出借鉴和认同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现象，主要体现为形成了学术界用西方生态思潮的理论、范式和范畴挖掘、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的潮流，难以摆脱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西方霸权话语，不利于中国的环境治理和全球环境治理的展开。这是由西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性质所决定的。虽然西方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但其理论性质都是为了维护资本和西方的利益，都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具体说来，生态中心论者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以及建立在这一哲学基础上的机械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正是在这种哲学世界观、机械论的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人类把自然仅仅看作服从于自身需要的被动存在物，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使用和生态危机，这就决定了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就在于否定和抛弃这种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价值观，重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现代人类中心论者一方面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没有错，因为“物种存在以其自身为目的。若是完全为了其他物种的利益，它们就不能存在。从生物学意义上说，物种的目的是持续再生”[3]。同时，生态运动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就是捍卫人类的利益，这就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应该被否定。但是，问题在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却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解释为“人类专制主义”，其结果造成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需要否定和改变的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基于以上认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论者主张把以“感性偏好”为基础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修改为基于责任和义务为基础的以“理性偏好”、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危机就可以迎刃而解。

可以看出，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论围绕着是肯定还是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两种类型的生态思潮存在着共同的缺陷。体现在：其一，它们在思维方式上具有一致性，即都是拘泥于抽象生态价值观的角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秉承的是一种抽象的文化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其二，都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范围内解决生态危机，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在价值立场上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事实上，生态危机的本质绝非仅仅是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生态危机虽然以人和自然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本质则表现的是人与人在生态利益上的矛盾和危机。同时，生态危机表征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出现了危机，而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展开的，这就意味着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单纯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角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注定不会成功。事实上，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是同一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造成本国的生态问题，又通过殖民活动造成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资本在当代又通过全球化运动，不仅利用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而且还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产业，进而转嫁生产垃圾与生活垃圾，造成生态危机全球化发展趋势。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使得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既不可能找到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更不可能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途径。

由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是在借鉴或认同上述两种类型的生态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然也具有上述生态思潮所具有的缺陷。不仅体现在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过于关注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维度，而相对忽视对生态文明理论制度维度、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的研究，其结果是造成了三个方面的危害。具体说：一是由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忽视生态文明制度维度的研究，无法建立起真正起到规范人们实践行为的生态法律制度和法规，仅仅寄托于人们生态道德境界的提升来展开生态文明建设，无法保证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们实践行为的底线；二是由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忽视生态文明政治维度的研究，认识不到我国的生态问题的产生不仅与我们的认识水平、发展模式的缺陷相关，而且与资本的全球化、资本所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密切相关，不改革这种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难以真正捍卫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三是由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忽视生态文明经济维度的研究，认识不到生态文明并不是对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进而把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科技创新与发展对立起来，难以使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起到真正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深化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应当从如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应当实现研究范式和价值立场的转换。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就是要摆脱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和“现代主义研究范式”，代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所谓价值立场的转换，就是摒弃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代之以立足于捍卫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和有利于全球环境治理的价值立场。与“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和“现代主义研究范式”拘泥于抽象的价值观探讨问题的根源与解决途径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以人类与自然危机为中介表现的人与人关系的危机，要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前提是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这就决定了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必须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核心是要通过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解决“环境正义”问题。与生态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不同，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一方面应当立足于捍卫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和深化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应当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根据造成生态危机的历史责任和不同民族国家的现实能力，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把促进全球环境治理、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和实现全球的共同繁荣有机结合起来，这就决定了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是具有地区、特殊维度和全球、普遍维度有机统一的新型生态文明理论。

二是应当重视和深化对生态文明制度维度的研究，并由此建立能够切实规范人们实践行为的生态法律制度和生态法律法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当包括严格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考评体制以及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变革，从而保证生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三是应当重视和深化对生态文明的政治维度的建设，核心是使由资本所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逐渐民主化，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在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基础上，合理协调不同民族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责任和义务，真正实现不同民族国家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公平正义。

四是应当重视和深化对生态文明经济维度的建设，正确处理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与技术运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论述来处理经济发展、技术创新与技术运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一方面，坚决反对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做法，要认识到“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4]。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不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且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就无从谈起。特别是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矛盾已经从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转换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上，这更加凸显了实现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不过这种“发展”不应该再是单纯粗放型的数量型、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而是有质量、有内涵的、质量和效益有机统一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认识到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运用的有机统一，就必须转换传统的依靠劳动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而应当坚持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生产力发展观”。所谓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就是一方面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生态文明理念，使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必须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基础和前提，真正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确立正确的发展思路，使绿水青山真正发挥其社会效益，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之所以说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以生态系统为基础和前提。生态环境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且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和影响人类实践活动的效率，特别是如果破坏了生态平衡，还会产生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其二，生态系统不仅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工具性价值，而且还提供诸如审美、宗教等非工具价值，这就决定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实现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发展。其三，良好的生态环境必然会转换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内在统一的结果，而且也必然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人类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保持优美的生活环境。

总体看来，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和当代全球生态治理，另一方面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整理、借鉴西方生态思潮、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理论成果，挖掘、整理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最终形成既能够作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理论，又能够促进全球生态治理的作为境界论的生态文明理论。

[1]参见何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何以可能》，载《哲学研究》，2006（1）。

[2]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福斯特以及福斯特阵营秉承的是生态哲学研究范式，而奥康纳以及奥康纳阵营秉承的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

[3]［美］W。H。默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章建刚译，载《哲学译丛》，1999（2）。

[4]习近平：《之江新语》，18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