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战略（第1页）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战略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的批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地反思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政治思潮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基本特点是力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找寻把生态运动同激进的阶级变革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方法。

针对环境主义政治思潮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口增长过快，现代技术的出现和运用以及环境没有计算入成本的看法及其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如下批评。首先，环境主义者的生态危机论不符合实际。这是因为，人**炸多数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但是当前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发达工业国家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是“由西方直接或经由国际市场压力而间接传输过来，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实由全球经济的侵略本性挟裹而至，因为全球经济瓦解了原本处于稳态的社会，而且让其无法获得新的平衡。从多方面说，人口增长和环境破坏不过是同一根本疾患的不同表征而已”[13]。这体现在，一方面发达工业国家是世界上耐用品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理所当然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另一方面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在把具有环境污染的项目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同时，还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得发展中国家只能以破坏本国环境的方式求得发展。“第三世界国家承受着压力，被迫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并摆脱其众所周知的国际债务负担。这改变了原以自立为特点的小规模家庭农业，取而代之的是用工机会日少的大规模农业。庞大的农业企业耕作着以前由森林覆盖或由自立的农民综合利用的大片土地，那些从传统生活方式中被连根拔起并且流离失所的人们被迫移向贫瘠荒野之地，以勉强糊口度日。由此而造成森林砍伐、物种消亡、沙漠扩大、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变暖。”[14]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工业国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针对环境主义者一方面把现代技术及其运用看作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同时又把技术进步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的看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抽象地谈论技术运用的后果毫无意义，因为技术运用的后果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及其价值观。在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以追逐利润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以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这就决定了技术运用不可能遵循生态原则，而只能异化为资本追逐利润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15]对于指导技术运用的价值观的变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文艺复兴，特别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市场经济的成长，彻底解开了技术发展的锁链，释放了贪得无厌、物欲至上和自私自利等力量，并使科学技术服务于日益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世纪被视为罪恶的唯利是图成为了首要的追逐目标，提高生产工具的效率成为技术创新的唯一目标。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相适应，消费主义的生产方式得以被鼓励，最终使技术超越了控制的范围，而成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如果不重建指导技术运用的价值观，技术进步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工业化以前的社会一般重视广义的生命，包括社群及其自然环境的存续，这一宽泛的价值观限制了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则高度重视谋利及与此相随的效率、物欲、经济增长等价值观，并进而激发技术服务于这些价值观，甚至不惜损毁地球。对技术进行综合改造并不能求助于技术本身。相反，它需要重新建构一套视野宽广、重视生命的社会价值观。只有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之上，生态可续的技术发展才会有坚实的支撑。”[16]

最后，环境主义者提出按照市场原则运用自然资源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自然界的部分环境物品所具备的价值，如空气质量、风景等，既无法用市场价格来衡量，也不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自以为一切事物都有价格的观点只不过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的体现。第二，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变成商品关系，其本质是把人和自然的关系降低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按照这种思路，结果是完全把自然的一切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对象的地位。这一过程就是那个更深的困局的根源，而环境的衰退只是这种困局的一个征兆”[17]。这种利己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绝不会使人类需求和适应自然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只会进一步导致人类破坏自然的利己行为。第三，不可否认，把环境纳入到市场商品交换中会在短时间内缓解环境问题，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不断扩张的本性，它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并必然会把越来越多的自然简化为金钱关系，最终会加剧人类的生态矛盾。“不论描述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不能期望它改变。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目的主要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此外，将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即使已经真的这样做了——其主要结果也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商品交换的需要。”[18]因此，上述方法“最终还是会加剧所有矛盾，既破坏了生活条件，也破坏了生产条件。原因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绝对动力，其本质不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阻碍，只一味追求扩大它的影响范围而不考虑对生物圈的负面作用”[19]。

对于生态主义政治思潮的主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提出了如下批评意见。首先，针对生态主义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先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在理论上是含糊的，在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这是因为，所谓“自然价值论”强调自然具有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在价值，但是生态中心论者对于“内在价值”内涵的解释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无法用科学理论的方式加以论证，而只能诉之于人类的直觉和信仰。对此，佩珀指出：“存在着对自然内在价值理论的各种异议：它的理论与含义、它的归诸直觉而不是理性论证。”[20]所谓“自然权利论”强调自然存在物按照生态整体性规律都应该具有自己的生态位，都具有生存的权利，因此，人类应当为自然存在物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但是问题在于所谓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都是相对于道德主体而言的，是道德主体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显然人和人之外的存在物无法形成这种对应关系。上述颇具争议而又无法论证的命题显然是难以保证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性的。此外，“生态中心论”强调以“生态”为本位，强调了地球的优先性，但是它势必在理论和实践中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从理论上看，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生态中心论”强调的“生态本位”和环境道德规范是建立在生态科学规律的基础上的，但是科学规律反映的是事实判断，环境道德反映的是价值判断，从事实判断难以直接推出价值判断。况且，如果将人类看作同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一样的普通存在物，显然将会降低人类的尊严，用这种降低人类尊严的做法来维护自然的尊严，在本质上是一种反人道主义的做法，实际上在实践中也难以真正执行。因为从实践上看，生态中心论强调生态整体性既会陷入“环境法西斯主义”的误区，无法处理生态整体和物种个体之间的矛盾，又会导致一种单纯为保护生态而展开的激进生态运动，使得那些依赖环境资源生存的群体，如林业工人，必然激起对环境运动的反对和敌视，因为这种激进的环境运动危及了这些群体生存的基础。不仅如此，在环境保护过程中，不同物种之间必然存在着生存矛盾，这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生态中心论缺乏协调、化解这些矛盾的现实主张和必要手段，最后只能流于像西方“深生态学”那样把保护生态环境寄托在人类实现从追求自我利益的“狭隘自我”向追求与生态合一的形而上学的“生态自我”的转换上。尽管人的境界提升和生态意识的增强对于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显然这毕竟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生态主义思考生态问题的方法论提出了疑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生态主义“没有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实质。生态问题首先而且最主要地被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而理解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马克思称之为‘新陈代谢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也因此就被完全忽略了”[21]。也就是说，生态主义忽视了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忽视社会的物质组织的变革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仅仅把生态问题归结为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与超越，进而陷入到反科学技术的浪漫主义错误中。而事实上，“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虽然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并不必然是指对自然或者自然规律的极端漠视”[22]。这就意味着，从方法论的视角看，要解决生态问题就应该立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把历史观和自然观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重要特点。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生态中心论，但是从方法论上看却有益于生态中心论。[23]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生态主义提出的以生态社区建设和个人生活方式改变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行动”和片面的环保主义的生态政治战略提出了批评。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生态自治、生态社区建设以及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问题，但是却无法真正解决生态问题。这是因为，生态危机的产生同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地方性的生态问题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分工的必然结果。“大多数的生态问题以及那些既是生态问题的原因也是其结果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在地方性的层面上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区域性的、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计划也是必需的。毕竟，生态学的核心就在于各种有特色的地方及问题间的相互依赖性，其核心还在于需要把各种地方性的对策定位于普遍性的、国家性的以及国际性的大前提下，这也就是说，要把地方性和中心论扬弃为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新形式。”[24]这就意味着必须把改变资本主义的全球权力关系同个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生态主义不仅强调地方性行动，而且它强调地球的优先性，把保护地球生态系统作为其首要的目标。它倡导一种激进的环保主义，主张一种超越阶级斗争的政治立场，而导致了生态运动中的环保主义者同工人之间的相互敌视，从而无法使生态运动走向有组织的激进阶级运动。因此，必须改变片面的环保主义战略，而应该通过生态转换战略建立环保主义者同工人阶级的同盟。也就是说，生态运动应当在保护工人的生存权利和自然可持续发展之间保持某种张力，消除环保主义者和工人之间的成见，从而共同反对资本追求利润的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通过以上的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自己的生态政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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